偏见是一个人头脑中固定的思考模式，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假设条件之下，比如说见着衣着艳丽的女性，第一反应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见着男女二人相处融洽，必想关系暧昧等等，这样的思维是最易出现偏差的。
“那是因为你对这种人的偏见在先吧？”那个侦查员毫不客气地说，“不管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如何，听到的总归是客观真实的！”
我想了想，没有什么理由反驳，于是就没有再说下去。没有客观物证佐证，此类问题讨论的结果，只能是陷入僵持不下的争执。而且对我来说，到城郊分局办案，意味着踏过了界，他们心存不服，反映激烈，憋着劲跟我较量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从我刚来时，没人愿意向我介绍案情就可以看出来！
“看来本案的关键，在于查实死者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张局长这样说，看来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没能在现场找到显露死者身份的户口簿或其他证件！”侦查人员说道，“我们通过手机卡登记调查，女死者手机的机主叫陈秀，没有登记身份证号和其它信息！到户口管理部门进行人员检索，叫陈秀和张颖的人很多，但没有符合两个死者身份的！”
“对女死者的社会关系调查得如何？”
“向房东调查过了！死者深居简出，有一个男人经常到那里过夜，前一段时间住在那里，与死者很像一家人，但案发后不知了去向。除外之外，没发现其他来往的人，更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男性！”
第十九章 邓哲，你还欠着两条人命呢（三）
“看来同居那个男人的疑点最大！应该就是小男孩提到的‘恐龙’叔叔了！”张局长说，“把这个人做为调查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找到他！”
“小男孩的证词可不可信？”想了想，张局长又问了张法医一句。
“可信！小孩要比大人诚实，有认知能力的小孩的证词比成人更可信。”张法医说道，“而且，我们在勘查现场时发现，死者的血迹有自内向外的运动迹象。这说明，死者受伤时，是从里向外运动的，凶手实施伤害时也是自里向外的！这就意味着，凶手之前已身处室内！由此可以得出与小孩证言一致的结论，凶手是受害者的熟人！”
我很赞成他前面的论据，却不同意最后的结论。这似乎很矛盾，因此我没有说出来。
“女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查过了没有？”张局长问侦查人员。
“查过了，大多是送汽送水之类的电话，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最后的电话是打给一个心理咨询所的，通话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调查，那里的心理医生认识女死者，她经常去他们那里接受心理辅导，最后那个电话是为了咨询一些个人问题。但因为女死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说出来，所以心理咨询所没有做任何登记，他们对她的个人信息了解得不多！……”侦查人员回答道。
“他们所了解的有那些？”
“除了知道女死者叫陈秀，四十九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
“她有什么心理疾病？”
“有一些抑郁，但并不严重！”
“心理咨询时，女死者说到自己的哪些情况吗？”
“她曾经跟心理医生说，自己是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小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山村，在那里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很久没有联系了，她一直感到心理非常内疚，不能原谅自己。”
“这条线索可以利用一下。”张局长说，“调查一下我市的知青情况，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查过了，女死者没有详细说明从哪里下的乡，去的山村在哪个地方，因此根本无法查找！我们还了解到，返城的知青大都得到了安置，剩余的是自愿留在农村的，连户口都迁移过去了，而且原有的安置部门已经撤销，所以并没有保存下来的档案。”
“女死者是什么原因要找心理医生呢？”有人随口问了一句。
说实话，这并不是我们必须弄清的。一般说来，死者的心理状态与案件无关，没有人会意识到，能从这方面找到什么线索，因此并没有人在意这句话，包括我在内！只到后来，我结识那个心理医生之后，才真正感觉到当时的思维有多么迟钝！
“女死者没有跟那个同居的男人通过话？”张局长有些诧异。
“没有！”
“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成了连身份都无法查实的黑市人口了呢？”张局长一着急，把女死者说成了大活人！
“现场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张局长问。
技术人员想了想，拿出几封信说道：“从现场找出几封信，写信的人没有署名，也没有开头的称谓，不知道是写给谁的！”
“是从哪里寄出的？”
“寄信的地点都是邓法医的辖区，北江市三溪邮局。最后寄出信件的时间是案发的前几天。”
“那个地方我知道。”我说道，“有没有寄信人的具体地址？”
“没有，寄信的人似乎有意隐瞒了地址！”
“信的内容是什么？”
“我把其中的大概内容读一下吧。”技术人员开始念那几封信，“……你还真是活得很开心，重新有了男人，还生了小孩，我想你不会再胡乱跟他起名，叫什么‘绝精’之类的了吧！因为你这次生的是儿子，再不会无地自容，可以抬头做人了！没再次见到你之前，我还抱了一丝幻想，我想，再怎么你也会记得还有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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