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凑上来摸了一把，终于决定送我去附近的诊所。
这一把救了我的命。
吊针扎进我手背时，感觉自己像沸腾的油锅里扔进了一勺冰块。
蓝屏之后的某一天，我处于重启阶段，也没有人来管我，打牌的那伙人不知去向。外面的雨停了，空气中还带着湿意，冷风从北窗吹进来，寝室里长久积攒的异味一扫而空。我从蚊帐里探出头去，只见一屋子的扑克牌，像某种巨大的飞蛾，吹得到处都是。
我起床，裹着被子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光，觉得还不够，但热水瓶已经全空了，即便刚才喝下去的水也不知是隔了多少天的。重启阶段，烧空了的脑子只能指挥身体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有点像一个人被吓呆了的感觉，只是没那么突然，而是缓慢的、挥之不去的呆。
我在裤兜里找烟，口袋里竟然还有半包福牌，我点起烟抽了一口，轻微的寒意透过棉被披上全身。我穿上衣服，手臂酸痛，膝盖发飘，还是坚持着走出寝室，在静悄悄的楼道口用力跳了几下，全身的关节咯吱咯吱作响。抬头看见隔壁寝室的人走过，我揪住他问：“今天为什么人烟稀少的？”那人告诉我，市里在开人才招聘大会，针对应届生的，提供两千多个岗位，四楼的人全都跑去凑热闹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去？”那人说：“我爸爸是公务员，我直接就能去税务局上班，我混张文凭就可以了，我怕个屎啊。”
懂了。
我一个人沿着小道往操场方向走，道路冷清，树木正在苏醒，冷而阴沉的天气里，鸟叫声，猫叫声，远处某个锅炉房的低频轰鸣听得真切起来。
一直走到操场看台后面。三五个新生模样的人在不远处踢足球。我拖着虚弱的腿沿着那堵峭壁走进去，看见四根树桩死在围墙下，迷你窑洞还是和以前一样，里面那扇铁门锁得紧紧的。
空荡荡一无所获。
翌日是齐娜的生日。在人才市场，这几个人除了被挤掉鞋子之外，还填了十来张招聘表，填完之后这些表格就汇入成千上万的表格中，像彩票一样等待着某公司的人事部将其抽取出来。老星说，这件事无所谓，还是齐娜的生日要紧，张罗着买蛋糕，带她出去血拚。
我独自去火车站，母亲给我寄来一个邮包，本应直接寄到学校，阴差阳错地滞留在了火车站货运处，得我自己去提。那是阴霾死寂的下午，正适合发生阴霾死寂的事，我在货运处等了很久，抽着烟，不时地有人插队，穿黄色背心的工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穿梭而行。
母亲打电话给我说，这是父亲的一些遗物，她那儿不能放了，只能寄给我保存。考虑到我快要毕业了，找工作租房子，一个小小的邮包放在我这儿应该不是很麻烦的事。
可以，就这样。
邮包到手时，发现用封箱带绑得严严实实，抱在怀里并不重。纸箱顶着我的锁骨，想起十六岁那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去墓地的情景，骨灰盒也是顶着我的锁骨，也是有很多人在阴影浓重的地方站立着。一路上我用口哨吹着Radiohead的“cre印”，不成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