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唱片递还给我。
“很一般的乐队，绝不如Radiohead。”
“并不见得就必须钟爱最经典的那一个。”我说，“不放？”
“店里的规矩，不放客人提供的任何音乐。”
“以前的规矩，现在都快停业了，眼看就要改头换面。”
“规矩就是规矩，记住了，咖啡店女招待说的话，总有她自己的道理，类似隐蔽的真理。”
我无话可说，音乐也没有，走回沙发那儿，继续瘫坐着。她分给我一叠报纸，我看着本地新闻，问：“有没有关于敲头杀手的新闻？就是拿榔头敲人的那种。”
“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又出现了，就在我们学校，有人半夜闯到女生宿舍，躲在女厕所里敲昏了一个女生，欲行非礼，结果被发现了。”
“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
仓库区
一九九八年，七起连环敲头案的凶手被擒。齐娜把各类传闻综合了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他先是在铁道附近敲昏了一个过路女工，在东边新村里敲了一个女中学生，又把工学院的校花活活敲死，之后的四次，敲的都是下中班回家的外来妹，都是重伤，据说有一个至今还躺在医院里，已经是植物人了。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冰山一角，连环杀手的作案次数常常无法得到准确的计算。
那一阵子风声鹤唳，天黑了根本没有人敢在街上单独行走，对凶手来说，找不到合适的目标，大概也挺煎熬的。有一天这个人又找到了猎物，举着锤子刚想下手，猎物回身给他脸上就来了一脚，空荡荡的街道上不知从哪儿扑过来十几个人把他按住。一件刑事大案就此水落石出。T市的报纸对此作过一次详细报道，作案动机是“仇视社会”，我国似乎没有定义“变态杀手”的惯例，大概是怕引起恐慌。
仔细想想会发现，变态，就像电脑病毒发作，病毒本身确实不是动机，病毒和病毒的发作都是客观事实。那么主观的东西是什么？仇视，还是快乐？新闻媒介似乎认定了，一个人去杀人必定是充满了仇恨的，预设了这个社会是值得仇恨的。事实上，他们都忘记了，杀人也可能是件愉快的事呢。
这些都搞不清楚了，人抓住了，判了，毙了，也就结束了。美国的变态杀手很多都是判了长期监禁，接受社会学家的研究，像标本一样地存在着。
记得在二〇〇0年的夏天，我们一伙人曾经在仓库区住过一晚。包括我，老星，亮亮，锅仔，齐娜，还有企业管理专业一个叫李珍蕙的女生，是老星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们不太熟。那天我们是去师范学院看一场演出，整个过程中李珍蕙一直跟在老星身边，我们也没把她当一回事。演出结束后，就近吃了一顿并不丰盛的晚饭，菜很差，钱都用来点酒了。我们聊得很开心，惟独李珍蕙在旁边不说话，有点被冷落的样子。
那天锅仔和亮亮喝多了，已经不太能走路，我们六个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学校，路很远，司机故意绕了一圈，想从仓库区绕到学校，至少可以多走五公里路。到仓库区时，锅仔吐了，司机停了车子让我们滚下去。四个男的之中，神智清醒到还能打架的，只剩老星一人，而司机五大三粗，手里拎着铁杠，并不是老星能对付的。我们只能下车，李珍蕙付了车钱，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