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报》，上面发表了一张彩色照片，一个身穿红旗袍的姑娘倒在阅报栏前。
“上海第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廖国昌大声读着报纸上的内容，“‘红旗袍’一词如今已变得家喻户晓，各种揣测四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不安之中……”
“记者都疯了，”李书记打断了他，“啥图片和报道都发出来，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他的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对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称。其实，之前在这座城市并非从未发生过连环杀人案，只是得益于高效的媒体管控，那些案件从未见诸报端罢了。一旦这样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就会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所以通常国有报纸对于此类案件都是尽量避而不谈的。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报界也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即新闻工作者必须揭露丑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书店里、电视机上都充斥着西方那些灯红酒绿的玩意儿，有些东西还是咱们的陈大探长翻译的呢！”廖国昌说道，“报纸专栏上都开始玩起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游戏了。看看《文汇报》，正预测下一起命案的发生时间呢。‘周五将会出现另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于光明接话道：“这是常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通常会以相似的手法作案。只要不被抓到，他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陈队长翻译过一些关于连环杀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应该听听他的看法。”
“去他妈的连环杀手！”李书记貌似被这个词激怒了，“你跟你的领导谈过了吗？我想还没有吧。他现在忙着写论文呢。”
陈超与李书记素来不合。于光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担心啥啊，难道说死了张屠户咱就得吃混毛猪吗？”廖国昌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书记显得特别激动：“这些杀人犯简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他们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干了，你们警察能奈我何’？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通过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恐慌的方式威胁社会稳定！我们应当把调查重点集中在那些对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来他的逻辑还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语录》的时代。于光明心想，照你这种逻辑，“阶级敌人”可多了去了。李书记向来以在刑事侦查上滥用政治理论而著称。这位局党组织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当成刑警队的一把手了。
“凶手肯定有个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就在他家里。他的邻居也许听到了些什么呢。”廖国昌说。
“没错，通知所有居委会，特别是靠近两处案发现场的那些。毛主席说过，我们要依靠人民，”这时李书记拿出领导的威严指示道，“现在，为了尽快破案，廖队长、于警官，我授权你俩牵头组织一个专案组！”
直到李书记走出办公室之后，两位警官才开始正式讨论案情。
于光明先开了腔：“我对案情不甚了解，特别是对第一个受害人一无所知。”
“这是第一个死者的资料。”说着，廖国昌递过一个鼓鼓的文件夹，“目前我们还在收集第二个死者的信息。”
于光明拿起第一个死者的放大照片。乌黑的头发遮住了这个姑娘的一半面庞，她身材姣好，旗袍将她的曲线勾勒得玲珑有致。
廖国昌介绍道：“从胳膊和腿部的伤痕来看，她貌似遭受过某种性侵犯，但在其阴道内没有检出任何精液和非正常分泌物。法医已经排除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检出任何安全套润滑粉的成分。不管凶手对这姑娘做了什么，起码他给僵硬尸体穿上旗袍的时候很仓促很粗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旗袍上有撕扯痕迹，纽扣也没系好。”
“我们可以确定这旗袍根本不属于死者吧？第二个受害人不也穿着同样的旗袍吗？”于光明提出疑问。
“没错，这旗袍不是死者本人的。”
于光明仔细查看着照片上旗袍开衩被撕破的部分以及那些未系的纽扣。如果凶手不辞劳苦地提前准备好这样精美而时尚的旗袍，他会如此仓促地把它穿在死者身上吗？何况同样的事也许还发生了两次。
“第二个死者的旗袍开衩部分也被同样地撕破了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廖国昌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像因仓促而撕坏的。
“你啥时候对外发布第一个死者相关信息的？”
“发现尸体三四天之后吧。这个姑娘名叫田陌，二十出头，在邻近广西路和金陵路的海鸥饭店工作。她和瘫痪的父亲相依为命。听邻居们说她是个善良勤劳的姑娘。她没有男朋友，熟悉她的人也都不相信她能有什么仇家。”
“看上去凶手是从车上把她扔下来的。”于光明说道。
“很明显就是这样。”
“弃尸者会不会是个出租车司机或者私家车主？”
“出租车司机都是十二小时轮班的，第二具尸体被发现之后，我们立刻调查了当晚和前晚当值的出租车司机。只有不到二十个人符合犯罪时间段。但每个人都有案发当晚载客的票据记录。忙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怎么有时间杀人呢？而且清洗尸体的地点很可能是在家中的浴室里，更何况还要费劲巴力地给死者穿上红旗袍。”廖国昌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私家车倒是有可能。最近几年冒出来好多私家车，有些属于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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