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卡尔现在是总统科学顾问了。
“我借口要写一篇科幻小说，向他打听了一些关于宇宙学和时间机器的知识——如果我们回到过去，能否改变历史？他的回答和我在网上查到的那些言论差不多：时间只是人类理解宇宙的工具，就如同笛卡儿坐标系，实际上它并不存在。而时间机器，可以理解为逆转所有物质状态、令其倒退至前一状态的工具，实现那种事情，需要的能量大得超乎人类想像。爱因斯坦的能量方程式揭示了一克物质所蕴含的能量：E=mc2，那能量大得惊人，但要使时间倒流，即使把整个太阳系的物质全部转化成能量也不够。
“‘如果是全宇宙的能量呢？’我问。随后，我向他解释了关于‘宇宙瞬间收缩’的想法。我看到他脸上吃惊的表情，卡尔或许惊异于我这样一个文科生会有如此有趣的想法。他思考了半晌，给了我一个有趣的回答——那种事情的确可能发生，出于某种我们尚无法理解的原因，宇宙自发地回到前一个状态，然后沿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路线前进。根据混沌理论，下一个现象是‘涌现’的，并无严格的因果规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历史’是可能的。但即使那种事发生，也依然遵循宇宙既定的规律。比如，当宇宙收缩之后再次膨胀到收缩前的那一点时，熵必然会变得更大，因为如果不是那样，宇宙膨胀速度的减慢将会被观测到。但现在人类并没有发现到任何宇宙膨胀速度减慢的迹象。实际上，他解释道，熵增是整个宇宙的基本规律，混乱、毁灭、死寂将是不可逃脱的命运，而像人类这样局部熵减的例子是很特殊的。在宇宙收缩这样尺度的熵变中，人类社会这个局部熵减系统也将服从整个宇宙的走向，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灭亡之后，宇宙收缩了，我们也无力扭转自己的命运。
“‘也就是说，事情只能变得更糟？而任何改善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卡尔回答。
“我想他说得没错，所有‘时震’发生后的烂事儿，都可以由这个理论得到解释，那个中了彩票后失踪的保险推销员，恐怕也没有搬去圣塔菲的海边别墅，而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那恐怕是自我意识到‘时震’存在以来，最让人沮丧的消息。‘时震’真的是上帝的铁锤。不，不会再有什么诺贝尔奖了，关于‘时震’，我必须守口如瓶，一旦消息传出去，被更多的人知道，‘审判日’将提前到来。”
“这是我第四次发现‘时震’前后死亡的消息不一致——原本死于意外的人在‘时震’发生后死于谋杀。那个隐蔽于‘时震’背后的连环杀手，他显然比我更了解‘时震’的本质。既然让命运朝更美好的方向前进的尝试只是徒劳，那么干脆就让它变得更黑暗、更混乱好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杀害那些无辜的人，而什么也做不了。
“不，其实我并非什么也做不了——我无法搭救那些受害者，但至少我可以除掉那个凶手。让‘时震’再多一个牺牲者，我想宇宙是不会介意的。当然，我得先找到他才行！”
“我并非马修·斯卡德或哈里·勃什那样的传奇侦探，也不是FBI行为分析小组的犯罪专家，我从未受过寻人、跟踪、侦破方面的训练，在警界也没什么人脉，我甚至连持枪证都没有。但不要小看一个文学教授——因为安吉拉是个数码专栏作家的缘故，我一直都很熟悉那些高科技的小玩意儿，虽然她是个出轨的妻子、毫无同情心、锱铢必较的前妻、一个漂亮但深具毁灭性的女人，但我一直都很爱看她的数码专栏，即使离婚后也一样。我知道要到哪里去购买那些最新的跟踪监视设备——针孔摄像头、微型摄像机、无线麦克风、存储监控数据的小型磁盘阵列服务器、GPS追踪器……我的另一个优势是，我知道对方的存在，而对方却对我毫无防备。他甚至会拒绝承认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他会告诉自己，其他所有察觉‘时震’存在的人都会因为改变命运的诱惑而自寻死路。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我开始关注每天报纸上的‘死亡报道’，每一条都要看十几遍，直到烂熟于心为止。我原以为，只要能通过‘时震’锁定潜在的受害者，寻找到那个连环杀手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但事情远不是我预料的那样简单。抛开那些什么都没有发生，却依然耗去我大量精力的‘时震’不谈，即使成为研究样本的‘时震’，如果倒退的时间太过短暂，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找到那名受害者，他（她）就已经遇害；而那些留出足够时间，让我可以找到那名将在不久后死去的‘潜在受害者’的‘时震’，我拙劣的跟踪技巧也很难发挥作用。事实上，有很多次因为跟踪受害者，我都险些为自己惹祸上身，而窃听更是无从谈起。我曾试图在他（她）惯常的出没路线中布下高清摄像头作监视之用——那很容易，就像好莱坞电影中演的，只要你身穿旧货店淘来的制服，开一辆喷着市政工程承包公司标志的厢式货车，就没有人会起疑心。但那些号称‘高清’的摄像头所拍出的图像，只有白天还勉强能看，到了晚上图象质量就下降到几乎完全无法分辨，至于那些能够在夜晚使用的红外线监视系统，不单需要许可证才能够购买，其昂贵的售价与复杂的安装步骤，也不是我能够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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