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精神变态的阿奎拉·桑切斯摔倒在地。桑切斯的脸上淌着汗，大声嚷嚷着夹杂着西班牙文的英语，直到几个狱警看烦了，把他拉开才算完。
亚瑟尿湿了两回裤子，呕吐了十几次。他是个毛虫、废物，不值得搭理。
直到后来。
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觉得它随时都会裂成两半，就像他的父亲亨利·莱姆死前一样。当然，那位著名的教授不是在像“坟墓”这样不光彩的地方去世的，而是在伊利诺伊州海德公园的大教堂人行道上，那里庄严宏伟，和他的身份相当。
这是怎么发生的？目击者和证据……毫无道理。
“莱姆先生，接受辩诉吧。”助理检察官说过，“我建议你接受。”
他的律师也说：“亚瑟，我清楚其中的底细，就像看GPS地图一样。我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不想刺激你，奥尔巴尼不会把死刑写进法律来挽救它。不好意思，玩笑开得不好。但是你还是会被判25年。我能给你争取15年。努力争取吧。”
“可那我没杀人。”
“啊哈。亚瑟，这对任何人都没太大的意义。”
“可那不是我干的。”
“啊哈。”
“不，我不接受辩诉。陪审团会明白的。他们会了解我。他们会知道我没杀人。”
沉默。然后他说：“那好。”其实并不好。显然他被惹恼了，尽管他已经睡了601个小时——那一笔钱他从哪儿弄呢？他——
这时，亚瑟突然抬起头，看到两个拉美裔的囚犯正在打量他。他俩注视着他，面无表情，既不友好，不带挑衅，也不凶恶，似乎很好奇。
他们朝他走来时，他考虑着是该站起来还是原地不动。
不要动。
目光向下。
他目光向下。其中一个站到他的面前，一双磨破的跑鞋就在亚瑟的视线范围内。
另一个绕到他的背后。
他死定了。亚瑟·莱姆很清楚。要打就快点，打完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