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得不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他都会紧张不安。飞行途中，他一直在修改要在研讨会上作的报告，一到酒店他就要求我读一读，看它是否有说服力。我读了，让他放心，我说这个报告写得很好——这就是我去那里的功能。他匆匆离开了，第一天上午我都没见到他，下午晚些时候，轮到他发言时，他才露面。
他很得体地用英语朗读了文章，但有人提出了批评，他有些难过，很生硬地回答了问题，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甚至没有出来吃晚饭。我和其他像我一样的普通学者坐在桌前，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说话。第二天我又见到了教授，因为当天有一个备受大家期待的报告，是哈迪教授的发言，他是一所著名的大学受人尊敬的学者。
我的教授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甚至没和我打招呼。我在大厅角落找了个地方，很勤奋地打开笔记本。哈迪出现了，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和蔼可亲的脸，还有一双引人注目的蓝眼睛，他声音低沉，很有感染力。
过了一会儿，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竟然在想自己是否愿意被他触摸、爱抚、亲吻。他讲了十分钟，我突然听到他念出了我的名字，然后是我的姓氏。这太不真实了，仿佛他的声音来自我的性幻想，而不是麦克风。我简直不敢相信，脸色变得通红。
他接着讲了下去，他擅长演讲，稿子只是个大纲，现在正在即兴发挥，他重复了我的姓名一遍、两遍、三遍。我看到我的大学同事正在用目光在大厅里四处寻找我，我浑身发抖，手在出汗。我看向教授，他也一脸惊讶，转过身来。
这位英国学者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是我迄今为止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也是前不久我给布兰达看的那篇。他用赞赏的语气提到了这篇文章，详细讨论了其中一段话，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他一说完，掌声立即响起，我在这时离开了大厅。
我跑到自己的房间，感觉身体里的血液都在皮肤下沸腾，我充满了自豪。我给在佛罗伦萨的丈夫打电话，在电话里，我激动得几乎是大喊着告诉了他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说，太好了，你真棒！我很高兴。然后他说，玛尔塔得了水痘，医生已经确诊了。
我挂了电话，玛尔塔得水痘的事像往常一样让我感觉一阵阵焦虑，但不像过去几年那样，这种焦虑会占据我空洞的内心。我心里荡漾着快乐，充满了力量，身体的快感和智慧的愉悦混合在一起。我想，水痘没什么大不了，比安卡也得过，她会好的。
我曾经让这些事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现在的我才是我自己，这是我可以做的事，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教授给我房间打电话，其实我们之间并不亲密，他是个很冷淡的人。他说话时声音沙哑，总带着些许恼怒，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太在意我。
作为雄心勃勃的毕业生，他不得不接受我，但没做出什么承诺，通常会把最无聊的任务交给我。但在这通电话中，他说话很温柔，有些语无伦次地称赞我的能力。他随口说：“现在您必须更加努力，争取尽快完成新论文，再发表一篇文章，这很重要。
我会告诉哈迪我们的工作情况，看吧，他会想见您的。”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我是谁啊？他坚持说，他很肯定这一点。午餐时，教授让我坐在他旁边，我突然意识到，周围一切都变了，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快感。我从一个默默无闻、拎包的小角色——甚至都没有权利在一天结束时做个简短的科学报告，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变成了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
那里的意大利人，无论老少，个个来祝贺我，几个外国人也来了。最后哈迪走进大厅，有人对他耳语了几句，指了指我坐的桌子。他看了我一眼，走到他的桌前，停了下来，转身走回来，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后来教授在我耳边说，哈迪是个严肃的学者，但他工作太忙了，人变老了，有些厌倦。
他还说，如果我是个男的，或者长得丑，年纪很大，他会在自己餐桌旁待着，等我向他表达敬意，然后用几句冷冰冰的客套话，把我打发走。我觉得，教授的话很刻薄。当他不怀好意地暗示，哈迪晚上一定会来找我时，我嘀咕了一句：“也许这只是因为我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
”他没有回答，咕哝着说，是的。我后来高兴地告诉他，哈迪教授邀请我到他的餐桌一起吃饭时，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和哈迪共进晚餐，我表现得很从容又不失风趣，我喝了很多酒。随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回来时已经两点了。
他邀请我去他房间，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小，语气诙谐，态度谦逊，我接受了他的请求。我一直认为，性交是一种基本的现实，很黏稠，是和另一个身体最直接的接触。但在那次经历后，我确信这是想象力的极端产物。性交的快感越大，就越像一场梦：腹部、乳房、嘴巴、肛门、每一寸肌肤在夜间的反应，抚摸，还有按当时的需求，来自一个无法描述的实体的碰撞。
我想，天知道我在那次邂逅中有多投入，我感觉我一直爱着那个男人，尽管我才认识他，但当时只想要他。回到家后，詹尼责备了我。因为玛尔塔生病了，我四天内只打过两次电话。我说，我很忙。我还说，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
我开始较劲儿似的，每天坚持在大学待十个小时。回到佛罗伦萨后，教授突然变得很有责任心，他尽其所能，帮助我完成并发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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