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确实比地窖更小。哈桑又被蒙上了头罩，嘴里还被塞了一团布。他的膝盖蜷在胸口，双手也被绑住。稍微弯一下手，绳子就会勒进肉里。就算他能解开手上的绳索又怎样？他依然在绑匪的掌控下。现在绑匪只剩下两人，因为其中一人死了。
他的头被留在了厨房餐桌上。他们把他从地窖带到了厨房，那颗头就摆在餐桌上——人类的头颅，在一摊血泊之中。他还能说什么？那是一颗头，哈桑见过电影里被斩首的头颅，还嘲笑过特效做得“太假了”，却从未想过自己也没见过“真货”，根本无从比较。
现在他见到了，要说真实的头颅和电影中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是“真的”。血液是真的，头发是真的，牙齿也是真的。整颗头都是真的。也就是说，那些人威胁他的话也是真的。我们要把你的头砍掉，放在网上直播。你这个该死的巴基佬。
他尿裤子了，连体服黏在他的腿上。他很想脱掉裤子，擦干身体。他想洗个澡，换衣服，然后找个地方睡觉，最好不要是移动车辆的后备厢里。如果要许愿的话，他就会从这里开始。他应该祈求安全和自由，这样只要他想换，随时都可以换裤子。
脑海里那个喜剧演员的声音消失了。有些事不适合用来开玩笑。在学校的脱口秀社团，学生们每周都会把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批判得体无完肤。只要你提起这个话题，就会被扣上法西斯主义的帽子。言论自由比礼节和品位更重要，哈桑·艾哈迈德是同意的。
他怎么可能不同意呢？等轮到他，他就会走上台，拿起麦克风，一切都会顺理成章。他会讲一些大胆而前卫的笑话，百无禁忌。脱口秀演员和观众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他们必须要知道你是在掏心掏肺。而现在，哈桑看到了那颗摆在餐桌上的头，立刻明白了一件事：这不是能拿来开玩笑的事。
就算他能把这件事改成笑话，也讲不出来了。因为这些人真的会把他的头砍下来。汽车颠簸不停，绑住他双手的绳子却纹丝不动。哈桑无法挣脱束缚，只能忍到车抵达终点。然后他也会抵达自己人生的终点。这是他的最后一段旅程。
所以就算他能讲出来，就算他能把被强行斩首的事迹改成世界上最棒的笑话，他也没有机会讲了。因为哈桑将永远无法开口，更别提讲笑话了。虽然他本来也没讲过多少。严格地说，根据那个不成文的规定，他甚至不算是个好笑的人。
他当然可以讲笑话，没错，他甚至能表演出来。他能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东西变得好笑，还写过一些关于老年人购物、青少年发短信、乘客不会在公交车上露出笑容的段子。但这些都只停留在他的脑海中，他从来没在观众面前讲出来过。
现在他再也没有机会了，这将永远停留在他的二十岁待办清单上。这个清单永远不会再变短，因为哈桑的二十多岁永远不会到来了。这些绑匪不会放他走，他们会杀了他。我们要把你的头砍掉，放在网上直播。你这个该死的巴基佬。
车子再次颠簸震荡，哈桑·艾哈迈德蜷缩起来，试图保护自己。他的精神已经用七十种不同的方式逃离了这里，肉体却仍被困在狭小的后备厢中。据说偷车会让人感到亢奋。这话说得不错，但前提是你没有遭遇一系列血案、交火或者目睹身首异处的尸体。
瑞弗从路边随便找一台破旧的奥斯汀，他觉得车主看到它遭窃会松一口气。杂物箱里、后视镜背面都没有钥匙，但瑞弗找到了一部手机。手机是灰色的，很有分量，像是他很久以前买过的款式。他花了七分钟搭线，如果有秒表记录的话应该是六分五十秒。
点着火后，他沿着来时的路开回去，驶过黑衣修士桥，试图用那部灰色的手机给医院打电话，却发现手机是预付费的，而且话费用光了。他不由得感到一丝焦躁，把手机扔到窗外也许能缓解情绪，但他忍住了这种冲动，选择破口大骂。
骂出来好，帮他排解了焦虑，让他不去想希多是否还活着。同样可以让他不去想餐桌上的脑袋，或者脖子上参差不齐的断面。但是他为什么会觉得那张脸很眼熟？他不想去回忆，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答案就藏在记忆中，他理应能回想起来。
瑞弗想起自己是在执行任务，闭上了骂人的嘴。他在某个十字路口停下，努力集中精神。他现在在商业路，开往陶尔哈姆莱茨，去接凯·怀特。后面的车见他停着不动，不耐烦地按响了喇叭，绕过他向前驶去。他又骂了一声。有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是件好事。
因为天知道，他已经受够那种隐形的敌人了。瑞弗不再去回想那颗头，继续开车。两分钟后，他来到了路口。左手边有一排三层楼高的房子，统一的砖块墙、窗户和水管表明这是政府的公租房。也许那辆对他按了三次喇叭的车就停在二十米外，凯·怀特家的双车位上，点着火，亮着灯。
一个人影坐在方向盘后等待着。瑞弗倒进车位，断开了点火线，下车走上主路，在街角拐弯，单膝跪下，不着痕迹地检查了一下身后，一个男人把凯·怀特带出家门，送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车里。她没有被铐上手铐，也没有被粗暴对待。
那个人牵着她的肘部，如果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会以为他只是在搀扶她前进。他把她带进车后座，自己也上了车。车开走了。早在瑞弗赶到之前，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他什么都做不了。就算能及时赶到，他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上次他尝试介入时，希多倒在了人行道上。车子开向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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