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身一人前往太平洋屋脊步道进行历时三个月的徒步旅行，可谓下过几次决心。第一次是未经大脑、一时兴起地想尝试一下。第二次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要付诸行动。第三次是打定主意后，我花了几个星期购物、打包，开始了漫长的准备工作。
我辞去了服务员的工作，了结了那场婚姻，把自己的家当几乎变卖一空，和朋友们道了别，又去母亲的墓前看了她最后一眼。之后，我驱车一路横穿美国，从明尼阿波利斯赶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天之后，我飞到洛杉矶，坐车到莫哈维，又换车来到了太平洋屋脊步道和一条高速公路的交接点。
千呼万唤始出来，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但我很快意识到这次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禁担忧起来。本来我这决心就下得无厘头又欠考虑，未知的艰险自不必说，途中肯定还充满了我始料不及的意外，况且我准备得又那么仓促…
…我转念一想：放弃吧？但是，我的双脚已经踏上了旅程的起点。坚持去做，不顾一切。尽管会遇到前所未见的大熊、响尾蛇和美洲狮，也会惨遭水疱、过敏、擦碰和划伤的折磨；尽管疲劳和贫困、严寒和酷暑、单调和痛苦、口渴和饥饿、荣耀和回忆一直困扰着我，我依然只身从莫哈维沙漠一路走到华盛顿州。
终于，在经历了漫漫日夜后，我真正走完了这条长路。我发现，我所认为的起点并非是真正的起点。实际上，我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之旅的起点并非始于我心血来潮决定上路的那一刻，而是始于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前。准确地说，是四年七个月零三天前，当我站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医院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被告知：母亲就要走了。
当时我浑身上下一袭绿衣：绿裤子，绿上衣，头上戴的蝴蝶结也是绿色的。这套衣服是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我从小到大的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其中有些恰好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有些我并不是很喜欢。我对身上这套绿衣服就不是很喜欢，但我还是穿了出来，因为它是我的忏悔，我的爱意，我的护身符。
那一整天，我都穿着那套绿衣服，和继父艾迪陪着母亲在梅奥医院楼上楼下地接受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查。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却渐渐浮现出一句祷告。可能用“祷告”这个词来形容我心中闪过的念头并不合适，因为当时我在上帝面前一点儿也不谦恭，甚至不相信上帝。
我心中的“祷告”，并不是“上帝啊，请怜悯我们吧”。我想要的并不是上帝的怜悯。我根本不需要。我的母亲才45岁，看上去还算健康。她坚持素食已经多年了。她从不用杀虫剂，而是在花园四周种上了万寿菊来驱虫。我们几个孩子一患感冒，她就会逼着我们生吃大蒜来治病。
像母亲这样的人，是肯定不会得什么癌症的。梅奥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定会证明她是健康的，德卢斯市那些医生的诊断到时就不攻自破了，这是肯定的！德卢斯的医生们算老几啊？德卢斯又算老几啊？德卢斯？哼！那充其量只是个乡巴佬扎堆的小镇，那里的医生只会信口开河。
一个45岁、不抽烟、常吃大蒜、崇尚自然的素食者怎么会到了肺癌晚期？这不可能！让他们见鬼去吧。对，这就是我的祷告：见鬼去吧，见鬼去吧，见鬼去吧！可是，身在梅奥医院里的母亲，只要站着超过三分钟就会疲乏得支撑不住。
“要不要坐轮椅？”我们在一个铺有地毯的长廊见到一排轮椅时，艾迪问她。“她才不需要那东西呢。”我说。“就坐一下。”母亲说着，几乎瘫软在了轮椅上。她与我四目相视了一瞬，然后就被艾迪推往电梯间。我跟在后面，不让自己胡思乱想。
终于，我们乘上了电梯，准备去见宣判命运的医生。我们总是叫他“正牌医生”，一个已经把母亲所有的检查结果汇总，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相的人。电梯徐徐上升，母亲伸出手来，一边帮我把裤子整理好，一边用手指摩挲着裤子的棉质布料。
“这样就好啦。”她对我说。当时我22岁，母亲怀我的时候也是22岁。她22岁有了我，我22岁时她却要离开我……不知为何，这个句子就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一时间盖过了那句“见鬼去吧”的祷告。我差点痛苦地怒吼出来。
余生母亲就要离我而去了，这种对未知的已知让我快要不能呼吸。我竭尽全力将这个残酷的事实挤出脑海。在那一刻，在那个电梯里，我不能让自己那么想，并且尽力继续呼吸。我安慰自己说，如果医生带来的是坏消息，他肯定会把我们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会放着一张锃亮的木制办公桌，医生会在那里通知我们。
可是事实并非如我所想。我们被领到一间做检查的病房里，按护士的指示，母亲脱去上衣，穿上一件棉制的罩衫，罩衫上的带子在她的身侧松散地垂下。然后，母亲爬上了一张带软垫的台子，垫子上铺着白纸。她每动一下，身下的白纸就会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整间屋子都在炼狱之火中熊熊燃烧。
我的目光落到了她裸露的背部，她腰间那微微凹进去的曲线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她不会就这么离开的，她的背部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我正盯着母亲的背发愣，我们的“正牌医生”走进了房门。他告诉我们，母亲若是能够再活一年，就是天大的奇迹了。
他解释说，母亲的病已无药可救，医院已经回天乏术，决定放弃对她的治疗。之后他安慰我们说，肺癌拖到这么晚才诊断出来的例子，并不算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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