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俯身下去亲吻她的面颊，但她却避开了我，因为她身上的剧痛让她连一个吻也无力承受了。“……爱……”她太过虚弱，已无力说出“你”和“我”，只是低声说了一个“爱”字。我走出病房时，她又重复了一遍。我乘电梯下楼，来到寒冷的街上，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我路过一家酒吧，透过平板玻璃窗，看到酒吧里座无虚席，每个人都戴着亮闪闪的绿色纸帽子，身穿绿色衬衣和绿色背带裤，喝着绿色的啤酒。一个男人与我目光相会，他醉醺醺地指点着我，隔着窗户大笑起来。我开车回家，喂了马和母鸡，然后拿起了电话。
两只狗感激地舔着我的手，家里的猫也拱着趴在我的大腿上。我给每一个有可能知道弟弟下落的人打了电话。有人告诉我，他酗酒很严重；有人告诉我，没错，他的确和一个来自圣克劳德的叫作苏的女孩在一起。午夜时分，电话铃声响起，是弟弟，我告诉他，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了。
半小时过后，弟弟走进门来。我真想冲着他大吼，真想用我的满心恼怒和责难把他震得浑身战栗。但当我看到他时，我所能做的只是抱着他号啕大哭。那一夜，他看上去是那样苍老，又是那样稚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弟弟已经长成了一个男人，但我也能感到，骨子里的他还只是个孩子。
我的小男孩，一直以来被我如母亲般呵护的那个男孩，在母亲因工作不能在家的时候，是我别无选择地担负起了妈妈一半的责任，照顾他、呵护他。卡伦和我虽然相差三岁，但我们的成长环境让我俩和双胞胎姐妹无异。在利夫的成长过程中，我俩付出了同等的心血。
“我受不了，”他泪流满面，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不能没有妈妈，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我们只能去面对。”虽然我自己也不知所措，但我还是这样回答弟弟。我们仰卧在他的双人床上，一边哭一边聊到了凌晨时分。
我俩就这么依偎着，慢慢地进入睡梦之中。几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我先把动物喂好，又装满好几袋在晚上看护母亲时可吃的食物，然后叫醒了利夫。不到8点，我们就开着母亲的车往德卢斯赶去。弟弟开着车，急速地向前飞驰，汽车音响中飘出的U2乐队的《约书亚树》震耳欲聋。
我俩都沉默不语，只是专注地听着车里的音乐。车窗外，初升旭日的光射在路旁的积雪上显得格外刺眼。赶到母亲的病房时，我们看到紧闭的房门上有一块牌子，通知我们在进门之前先到护士站签字。这块牌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但我以为这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我们正往护士站走时，一名护士朝我们走过来，我还没有开口，她便对我们说：“我们在她的眼睛上放了冰块，她想要捐献角膜，所以我们得把冰块……”“什么？”我不禁大声惊呼，护士吓得一激灵。没等她作答，我便朝着母亲的病房奔去，弟弟紧随在我的身后。
我推开病房房门，艾迪站在那儿，向我们伸开双臂，但我侧身闪过了他的怀抱，径直扑到母亲的床边。只见母亲的双臂无力地耷拉在体侧，拔去了针头和导管的双臂上，黄一片，白一片，泛着乌青和暗黑的颜色。她的双眼上各盖着一只装着冰块的手术用手套，手套那肥大的手指部分懒散而滑稽地垂散在她的脸上。
我抱住她的身体，那双手套滑落在床上，又弹到了地板上。我像只发狂的野兽，把脸死死地抵在她的身体上号啕大哭。当时，她已经过世一个小时了，四肢已然冰凉，但腹部尚有余温。我把脸埋进这余温之中，再一次悲痛欲绝。
我一次又一次地梦见母亲。梦中的我，每次都在母亲撒手人寰之际陪在她的身边。梦境中，是我亲手把母亲杀掉的，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杀掉。这是母亲亲口给我下的命令，每一次我都会双膝跪地，一边哭一边乞求她不要逼我，但她却不肯从我。
每一次，就像一个乖女儿那样，我最后都照做了。我把她绑在前院的一棵树上，用汽油浇在她的头上，然后用火把她点燃；我让她沿着我们搭建的房子前的沙土路奔跑，然后再开着卡车碾过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卡在卡车下方一块带锯齿的金属板上，我就这么拖着她往前开，把她从车上甩下来以后，又倒车再次碾过她；我用一根微型的棒球棒，缓慢、猛烈而悲伤地将她活活打死；我把她塞进我亲手掘好的洞中，把沙子和石头踢在她的身上，把她活埋在洞里。
这些梦境并不虚幻，梦中的场景对我而言如现实一般逼真，就像一部我潜意识的纪录片。梦中的卡车的确是我的卡车，梦中的前院就是我们现实中的前院，梦中的那根球棒也实实在在地和雨伞一起放置在衣柜之中。我并没有从这些梦中哭泣而醒，而是尖叫着惊醒的。
每到这时，保罗便会按住我、抱紧我，直到我安静下来。他用凉水打湿一块毛巾，蒙在我的脸上，但这毛巾却无法涤荡掉那些有关母亲的噩梦。没有什么做到过，也没有什么可以做到。没有什么能够让母亲起死回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去面对她离去的事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在她闭上双眼之时陪在她的身边。
这切肤之痛让我心如刀绞，让我一次次重重地倒下去。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终于在世间万物之中找回自己的位置。我到底还是变回了母亲抚养大的那个人。每每想到母亲唤我“亲爱的”时的声调，每每忆起她那无可代替的目光，我的心就会抽泣淌血。
我渴望自己能够改变这一切，而这渴望于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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