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欧亨利奖”〔O.Henry Awards〕，算是这一连串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发动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绝非“垃圾”的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一九九一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ula Perrin）写了一封信给笔会，公开说：“我写的是‘较好的’小说，意思是说，我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
”这段话激怒了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
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哪能一锤定音，妄定优劣呢？“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斯蒂芬·金想说的就是这个。然而，一如前此所有关乎此一主题的讨论，这次的争论，还是各自表述，偶有交集。
原因是，此事表面虽仅关乎“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区分的合理性与否，但，问题底层除了文学典范的更替、文学史的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或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跟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 ，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诸缘，复须时熟”，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最后的肯定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二〇〇〇年出版《写作这回事》（On Writting ），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薪传后人的意味。二〇〇二年夏天，传出他罹患老年黄斑病变，恐有失明之虞；到了冬天，他又说要急流勇退，即将封笔了。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示长日将尽，时不我予。大师一辈子念念不忘，希望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立块碑，好向老校长证明自己没有糟蹋天分、没有浪费时间、不是写些垃圾的心愿，眼看是无法完成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竟然宣布，他获得二〇〇三年全国书奖的“终身成就奖”，理由是他的作品“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斯蒂芬·金终于收到请帖了，而且是上台领奖的请帖。消息传出，美国文学界仿如被捅穿了的马蜂窝，群情沸腾：不屑者有之，阴谋论以对者有之，鼓掌叫好者有之。争论持续一个月，从报章杂志一直延续到颁奖会场。保守派大将、一辈子宣扬“西方正典”不遗余力的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开炮直斥这是“可怕的错误”，因为斯蒂芬·金“根本不是个好作家”，“他的作品，过去被称为‘廉价惊险小说’。
就是这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面有什么文学价值、美学成就，以及启迪心智的思想，这只能证明这群评审都是白痴！”著名文学评论家列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则在《时代周刊》写了一篇《老金万岁》，大力声援斯蒂芬·金。
他认为“斯蒂芬·金的努力不但是诚恳的，而且是勇敢的”，“下一个文学浪潮，不会来自高雅处，而是来自低俗处，来自药房架板上那些用烫金外包、封面轧花印字的平装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继续读你的吧。这场变革不会让圣徒们为之欢呼的”。
圣徒不但没有欢呼，还当面“吐嘈”斯蒂芬·金。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颁奖典礼于纽约举行，斯蒂芬·金不顾肺炎感染，抱病出席，还花了七万多美元，大手笔包下六张桌子，邀请同为畅销作家的好友谭恩美、约翰·格里逊参加，也给他们一张免费的请帖。
他诚恳呼吁“在所谓‘通俗小说’与所谓‘严肃文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然而，以《大火》（Great Fire ）一书赢得该年度小说奖的七十二岁老作家雪莉·赫札德（Shirley Hazzard），却不买这位五十六岁小老弟的账，不但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从没读过斯蒂芬·金的小说，还当着九百位来宾的面，老实不客气地说：“就算给我们一份当前最畅销的书目，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满足。
”“我们的这些爱好是严肃的，我们有自己的直觉、个性，我们知道自己该读些什么。”结语在可预见的将来，“通俗”与“严肃”之间的文学战争，只怕要再继续相持下去。斯蒂芬·金还看得到，但未必还会去趟浑水，与人对骂。
毕竟，他已挣得他最想要的那一块功碑，对老校长有交代了。就一位终身致力写作，花了三十年工夫，写出四十本小说和两百个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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