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火葬场前进，有的人挣扎反抗，但大多数都营养不良、筋疲力尽，根本无力反抗。杜山德站在托德面前，他们四目相交，定定地注视了好一会，然后杜山德用一把褪色的伞指着托德。“把这个人带去实验室。”梦中的杜山德说。
他的嘴唇翻起，露出假牙。“把这个美国男孩带走。”在另一个梦中，他穿着黑衫制服，靴子闪闪发亮、光可鉴人，徽章和皮带也闪耀发光，但他是站在圣土多奈多大道上，每个人都在看他。他们开始指指点点，有人大笑起来，其他人甚为震惊、生气或作呕。
在这个梦中，一辆老旧的车子戛然停在他面前，杜山德从车上看着他，而那个杜山德看起来仿佛有两百岁，几乎像木乃伊一样，皮肤蜡黄起皱。“我认识你！”梦中的杜山德厉声叫道。他看着那些旁观者，然后再看着托德。“你是巴汀的负责人。
看！大家看！这是巴汀的血腥魔王，希姆莱的‘效率专家’！我要谴责你这刽子手！屠夫！你杀害无辜的小生命！我要谴责你！”在另一个梦中，他穿着条纹的囚衣，两个守卫领他到两面石墙之间的走道上，那两个守卫的样子很像他的父母，两人手臂上都套着黄色的臂章，上面都有“大卫之星”的标记。
牧师走在他们后面，口中念着《圣经》中的《申命记》。托德回过头去看，发现那个牧师是杜山德，他穿着党卫军的制服。推开石墙尽头的双重门，里面是个八角形、有玻璃墙的房间，中间放置一个绞架。玻璃墙后面站着一排排面容憔悴的男男女女，都光着身子、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有一个蓝色号码。
“没事的，”托德自言自语道，“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那两个高中生望了他一眼，托德恶狠狠地瞪回去，他们不敢说什么，最后，他们把目光转往别处去。那男孩在偷笑吗？托德站起来，把成绩单塞进屁股后面的口袋中，跨上脚踏车，朝着一家药房骑过去。
他在药房买了一瓶清除墨水的修正液，还有一枝蓝色的细签字笔，然后又回到公园，高中生已经走了，不过酒鬼还在那儿，他把英文分数改成B，美国历史改成A，地球科学改成B，法文改成C，代数改成B。至于社会，他干脆涂掉重写，所以整张成绩单看起来很一致。
“没关系，”他对自己小声道，“这样一定能骗过他们。”一个深夜里，大约是清晨两点左右，杜山德从梦中惊醒，他喘息着、呻吟着，感觉自己快窒息了，害怕得已经麻痹，好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心脏病发。
他在黑暗中努力想抓住床头柜上的台灯，想把灯点亮，但差点把床头柜打翻了。他想，我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的卧房中，这儿是加州、是圣土多奈多，这儿是美国。看，窗户上仍然挂着原本的棕色窗帘，书架上仍旧摆着从旧书摊买来的廉价书，同样的灰地毯，同样的蓝色壁纸，心脏病没有发作，也没有丛林，没有窥探的眼睛。
但是他心底仍然涌起一阵阵恐惧，心怦怦地急速跳动着，他又做了那个梦。他知道，只要这男孩继续下去，噩梦迟早会重现。这个该死的男孩，他想那男孩所谓的信只是在唬人罢了，一定是他从电视上的侦探影片中学来的把戏，他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守信的朋友，不会把信打开来看。
不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朋友，如果他能确定——他的手紧紧握着，青筋暴露，然后又缓缓张开。他从桌上的香烟盒中拿出一根烟来点燃，用床柱划火柴。闹钟指着两点四十一分，今晚他是休想再睡了，他抽着烟，然后猛咳着，除非下楼去喝个两三杯，否则他铁定是睡不着了。
但过去六周来，他已经喝太多了。他不再年轻，不能再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不比那时候，一九三九年，他已经当上军官，正好在柏林休假，那时空气中充满胜利的气息，到处都听得到元首的声音，看见他炯炯发亮、威严十足的眼睛——那男孩…
…该死的男孩——“诚实点。”他大声说，声音回荡在安静的屋子里，把自己吓了一大跳。他并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自言自语，他记得在巴汀最后几周偶尔也会自言自语。那时耳边不断传来坏消息，东边俄国人的脚步一天天迫近，一小时一小时迫近，会自言自语是很自然的事。
他当时压力很大，处在紧张状态的人都会举止怪异，许多人会把手伸进裤袋里罩着自己的下体、咬指甲、磨牙、拍打大腿，敲打出纷乱的节拍，而自己还浑然不觉，而他则常常自言自语。但现在——“你又有压力了。”他大声说，他知道自己这次说的是德语。
他已经有好多年不说德语了，但现在德语听起来似乎令人感到温暖舒适，能令他平静下来，是既甜美又黑暗的。“是的，你又感到压力了，全是因为那个男孩，但你最好对自己坦白点，用不着一大早便撒谎，你并不全然后悔说出这些事，最初你怕这个男孩不能守密或不会守密，他会告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又会告诉其他朋友。
但如果他已经保密这么久，就会继续保密下去，如果我被带走，他也就没故事好听了，这不是他对我的要求吗？我想也是。”他沉默了，但内心思潮起伏，他一直是孤独的——没有人了解他有多么孤独，他曾有好几次认真想过自杀的事，他是个拙劣的隐士，平日唯一听到的声音是收音机的声音，唯一会来探访他的是一片脏玻璃——电视机——后面的人。
他是个老人，尽管怕死，但更怕做个孤独的老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