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板上铺着灰色地毯，毛都快脱光了。沙发旁的杂志架上摆着《国家地理杂志》和《读者文摘》，还有《洛杉矶时报》。墙上没有希特勒的肖像和宝剑，倒是挂了一张裱了框的美国公民证书，还有一张女人的照片，那女人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
杜山德后来告诉他，那种吊钟形女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我太太，”杜山德伤感地说，“她在一九五五年死于肺病，那时候我在艾山的一家汽车工厂做事，我很伤心。”托德继续微笑，他走过去，好像是打算把照片中人看个仔细，但他并没看照片，反而伸手去摸小台灯的灯罩。
“别动！”杜山德大吼道，托德吓了一跳。“不错，你还真会发号施令，”托德态度很诚恳地说，“很有威严。听说爱西·考科[12] 用人皮做灯罩，是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杜山德说，电视上摆了一包香烟，是没有滤嘴的烟。
他拿起来向托德扬一扬，“抽烟吗？”他问道，咧嘴一笑，笑得很暧昧。“不，抽烟会得肺癌。我爸以前还抽，现在不抽了。他参加了戒烟协会。”“是吗？”杜山德从浴袍口袋中掏出一包火柴来，漫不经心地在电视机外壳上划了一下，点燃香烟。
“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把警察叫来，告诉他们你那疯狂的指控？只要一个理由？快说！电话就在客厅，我想你父亲知道了会打你屁股一顿，之后一整个星期，你吃晚饭时都要坐在软垫上了，呃？”“我父母不相信打屁股的功效，体罚只会引起更多问题。
”托德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打过他们吗？有没有脱掉他们的衣服？那些女人——”杜山德闷哼一声，走向电话。托德冷冷道：“你最好别这么做。”杜山德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因为没有戴假牙，稍稍减损了他严肃的语气）：“我再告诉你一次，小鬼，只说一次。
我叫亚瑟·登克尔，我只有这个名字，甚至不是因为移民美国才改成美国化的名字。我父亲为我取名亚瑟，是因为他很佩服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我从来都不叫做杜—山德，或者什么希姆莱，也不是圣诞老公公。
二次大战时，我是个后备中尉，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柏林之役，我打了三星期。我承认，三十年代后期刚结婚的时候，我是支持希特勒的，因为他结束了不景气，恢复了我们在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中受伤的自尊。我支持他的最大原因，是我终于能找到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而且又买得到烟了，因此我不必在犯了烟瘾时，到水沟里找烟屁股。
在三十年代末期，我觉得他还是个伟人，但后来他疯了，听信占星家的胡言，指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甚至还给白朗弟——他的小狗——一粒自杀胶囊。只有疯子才做得出这种事，其实到后来，大家都疯了，一面高唱着纳粹进行曲，一面把毒药喂进孩子嘴里。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我的部队向美国人投降。还记得有个名叫海克梅亚的美国上等兵，给了我一块巧克力糖，我哭了，因为没有理由再打下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被送到艾山，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纽伦堡大审的经过，当戈林[13] 自杀时，我用十四根美国香烟换了半瓶酒，喝得大醉。
我获释后就到艾山汽车公司做安装轮胎的工作，直到一九六三年退休为止，后来移民美国。我一直想到美国来，我是在一九六七年变成美国公民的。我现在是美国人，我也投票。我没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没贩过毒，更没在柏林、古巴待过。
”他把古巴说成“酷巴”。“好了，你赶快走吧，否则我就要报警。”他看托德一动也不动，于是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来，托德仍站在客厅中，站在那张放着小台灯的小桌旁。杜山德开始拨电话，托德看着他，心怦怦跳着，而且越跳越快，胸口仿佛咚咚打着鼓。
杜山德在拨了第四个号码后，转过身来看他，双肩一塌，把电话放下。“一个小鬼，”他叹口气，“居然是个小鬼。”托德微笑着，不过一副很谦虚的样子。“你是怎么发现的？”“一点点运气，再加上努力不懈，”托德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哈洛·佩乐，不过大家都叫他狐狸，他在我们棒球队担任二垒手。
他爸爸有不少这类杂志，一大箱旧战争杂志。我想去找几份新的杂志，但报摊老板说这些杂志大多数都停刊了。我在那些杂志上看了不少德国士兵和日本兵拷打女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关于集中营的文章，我对这些集中营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你……很有兴趣。”杜山德看着他，一只手上下摩挲着脸颊，轻轻发出像磨砂纸般的声音。“是啊，很有兴趣。”他清清楚楚记得那天在狐狸家车房的情景，也记得在五年级时，级任老师安德生太太（所有的小朋友都叫她甲虫，因为她有几颗大门牙）在学校的“认识职业日”之前，告诉他们找到自己最大的兴趣是多么重要。
“突然之间你就找到了，”她狂热地说道，“你第一次看见某个东西，然后立刻知道你找到了自己最大的兴趣。就好像找到了开锁的那把钥匙，或像第一次谈恋爱。这是为什么‘认识职业日’这天的活动特别重要，小朋友，你可能就在这一天找到自己最大的兴趣。
”然后她告诉他们，她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结果她最大的兴趣不是教五年级的小学生，而是收集十九世纪的明信片。托德那时认为安德生太太在胡说八道，但在狐狸家车房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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