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是打哪儿得到这些构想的？”但问的次多的问题应该是：“你只写恐怖小说吗？”等到我否认的时候，实在很难看出问问题的人究竟是失望，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魔女嘉莉》之前不久，我的编辑比尔·汤普森写了一封信给我，建议我开始思考下一本书该写什么。
（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连第一本小说都还未问世，怎么就开始想下一本了？不过由于一本小说出版前花费的时间，几乎与电影的后期制作过程一样漫长，当时我们已经跟《魔女嘉莉》纠缠了很久——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收到信后，我立刻寄出两本小说的手稿给比尔，一本为《布莱泽》（Blaze ），另一本是《二次降临》（Second Coming ）；前一本是在《魔女嘉莉》完成后立刻动笔写的，花了我六个月的时间，那时候，《魔女嘉莉》的手稿还躺在编辑的抽屉里呢！
后一本是在《魔女嘉莉》如牛步般缓慢的出版过程中写的。《布莱泽》是一本通俗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个近乎低能的大块头罪犯绑架了一个小婴儿，准备向孩子富有的父母勒赎……结果却爱上这孩子的故事。《二次降临》讲的是吸血鬼肆虐缅因州小镇的故事，两本小说都有几分文学模仿的成分；《二次降临》模仿《吸血鬼》（Dracula ），《布莱泽》则模仿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 ）。
我想比尔看到我寄去的一大箱手稿之后，一定大吃一惊——就好比有个女人原本只想要一束花，却发现丈夫出去买了整个花房给她一样。（其中《布莱泽》的有些部分还打印在牛奶账单的背面，《二次降临》的手稿上闻得到酒味，因为三个月前在除夕宴会上，有位仁兄把啤酒打翻了，泼洒在稿纸上。
）两份手稿加起来，密密麻麻大概有五百五十页左右。两星期之后，他把两本稿子都读完了（简直是编辑中的圣人），我也从缅因州赴纽约庆祝《魔女嘉莉》出版（一九七四年四月时，我的朋友兼邻居约翰·蓝侬还活着，尼克松仍然坐在总统宝座上，而我的胡子里也还找不到一根白毛），同时讨论接下来应该先出版哪一部小说…
…还是两部都不适合出版。我在纽约待了两三天，我们绕着这个主题谈了三四次，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园大道与第46街的交叉口决定的。比尔跟我正站在那里等着红灯转绿灯，注视着出租车驶进隧道中，然后比尔说道：“我想先出《二次降临》好了。
”正好，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本——可是他的口气有点奇怪，好像不太情愿，于是我抬起头来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没什么，不过如果前一本书是写一个能以心灵力量移动物体的女孩，接着又出这本关于吸血鬼的书，你可能会被定型。
”他说道。“定型？”我问道，真的是一头雾水，我实在看不出吸血鬼与能隔空移物的超能力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什么型呀？”“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他说道，口气更勉强了。“喔！”我说道，大大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啊！
”“再过几年看看，”他说道，“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就这样啊！’”“比尔，”我说，心中颇觉有趣，“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谋生。洛夫克莱夫特[42] 长期饿肚子，布洛奇[43] 后来根本放弃而改写悬疑小说和不知算什么类型的戏谑之作。
你看吧，电影《大法师》掀起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转绿灯了，比尔轻拍我的肩膀说道：“你会非常成功，但我觉得你还是不明白。”他比我更清楚真实状况，后来事实证明，在美国还真能靠写恐怖小说赚钱。《二次降临》后来改成《撒冷地》这个书名，出版后销售奇佳。
当时我跟家人已迁往科罗拉多州，着手写一本新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间闹鬼的旅馆。有一次在赴纽约时，我和比尔在一家名为“嘉士伯”的酒吧里聊到半夜（一头淡灰色的大雄猫显然把点唱机据为己有，你得把它抱起来，才能看见有哪些歌可点），并将小说的情节说给他听，听到最后，他把手肘撑在桌上，头埋在手中，活像他得了严重的偏头痛。
“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问。“我很喜欢。”他言不由衷地说道。“那么有什么不对吗？”“先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再来是吸血鬼，现在又是闹鬼的旅馆跟能通灵的小男孩，你会被定型的。”这一回我比较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想到许多恐怖小说作家，例如洛夫克莱夫特、克拉克·A.史密斯、弗兰克·贝尔克纳普·朗恩、弗里兹·雷伯、罗伯·布洛奇、理查德·麦西森、秀兰·杰克森（是的，即使她都被归为恐怖小说作家）等，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得到不少乐趣。
于是在嘉士伯酒吧里，看着猫睡在自动点唱机上，而坐在我身旁的编辑把头埋在手中，我明白，我的情况也可能更糟。例如，我可能成为像约瑟夫·海勒那样的“重要”作家，每七年左右才出版一部小说；或变成像约翰·加德纳这类作家，作品较艰涩，不那么大众化，读者全是些优秀学者，他们吃健康食品、开着旧绅宝汽车（车子后面的保险杆还贴着“支持金恩·麦卡锡担任总统”的褪色贴纸）。
“没有关系，比尔，”我说，“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我们再也没有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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