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低垂，天阴沉沉的。我们中间军衔最高的家伙阿译坐在巷口的第一个院门前——那是收容站站长的住处。收容站站长是一个生得绝对与“气宇轩昂”这个词有仇的家伙，他坐在院里听留声机，不知是从哪个沦落的军人手里得来，唱片估计也是同样来路。
“花落水流春无踪，只剩下遍地东风，桃花时节露滴梧桐，那正是深闺话长情浓……”作为一个北平人，我永远无法理解上海佬阿译在听着这首歌时何以如此的哀婉。他的脸确实像郝兽医模仿的那样，快被打错位了。路过的人们无法不侧目那张怪异而酸楚的脸。
我站住了，虽然我并不想站住。我看着那张扭曲丑怪的脸——阿译本来可以说得上清秀的。“都疯了吗？”我问他，其实我知道我也是疯的，只是发疯的形式不一样。他没说话，回答我的是留声机里的靡靡之音。“……怎受得了这头儿猜那头儿怪，人言汇成愁海，辛酸难捱…
…”我走开。迷龙现在没大碍，脸上见了拳痕，还剩了半幅的衣服，羊蛋子倒比他还要惨些。他的耐力和蛮横大概是能跟东北的熊罴相媲美的，刚放翻不知道第多少个人，居然还在骂阵：“……欠削的土豆！欠枪子打的脑袋！欠刺刀挑的肚子！
”我小心地拍了一下他，转向我的是一副打红了眼的表情和一个正要扬过来的拳头。我做出了绝无侵犯之意的姿态，那家伙还算没疯到底，他居然放下了拳头。我向他示意了一下手腕：“表呢？”他居然就能明白了我的意思：“卖啦。
祁麻子。”我为表谢意帮他提词：“欠瘟死的老母猪，披军皮的。”迷龙立刻现学现卖，骂周围那些蠢蠢欲动想挑战的人：“欠瘟死的老母猪，披军皮的！”我离开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扑向了他，迷龙分出一个给羊蛋子，自个儿和另外两个混战。
我拔起了要麻身边的刺刀，要麻“嗳”了一声。“自己人打架，别用刀子。”我压低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要麻沉默，我离开。我拖着我的腿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右手笼在袖子里，左手拉紧了衣服抵挡此地的潮寒之气。我的衣服很单薄，实际上很长时间来我已经忘了什么叫暖和。
我看见了本地黑市商人祁麻子，他在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潦倒兵玩着袖里乾坤——他倒像就是长在那里的。我跛过去，搂住了他的肩，祁麻子转过脸来时颇有些被打断的不耐烦：“老弟，你这是……”然后他脸色变了，因为他感觉到我右手上的刺刀正顶着他的后心。
“军爷，这是干什么？”“表呢？”我问。祁麻子这会儿还不忘装糊涂：“什么？”我细心地用刀尖刺破了他的衣服，刺破了他的肉，再往上挑了挑。祁麻子立刻从上臂的衣服里撸出了阿译的表，递过来：“你们都这样搞，生意要没法做啦。
”我没理他，只是想迅速地离开。离开前我看了眼那个目瞪口呆正想出售一只银镯的同僚——那能给他换来半顿晚餐吗？我跟这个潦倒的同僚说：“别卖啦。又要去打鬼子了，咱们又要被当人看啦。”那具瘦骷髅的脸忽然泛起了亮光，然后便把他的镯子握紧了。
我拖着腿跛开。祁麻子并不气急败坏，而是冷静地向我警告——我想与当兵的做生意，他也没少碰这类事情——“没死的话你就有麻烦了。”我最大的麻烦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遇事要往好处想，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上午我做坏事，下午我做好事，大多数时候做不知道好坏的事。
我这样逃离禅达的东城市场，一手拎着刺刀，一手握着阿译的表。我把表扔在阿译身上。阿译讶然地看着我。站长的留声机冒了最后半个音符，停了。迷龙还在院子里打架，被他打伤的人被扶着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和阿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想我甚至比阿译更难堪，于是我简单地评论说：“都疯了。”然后拔步走，我想速速离他远点儿。阿译在后面叫我：“烦啦！……孟烦了。”我站住，看着他，他情真意切但是寡淡如水地说：“谢谢。”我忍不住恶毒地回他：“这回要能捞着上战场，你还是努力杀身成仁吧。
”阿译总搞不懂别人的恶言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明白，但不明白是他的闪避。他一脸赴死的表情，说：“我……会努力的。”他成功了。我咧了咧嘴走开，但我终于忍不住把下边的坑对自己嘀咕了出来：“省得丢人现眼了。”迷龙现在很好看。
一个打过十几或者几十人的人自然也被十几或几十人打过，那样的人有多好看他就多好看。他的衣服已经彻底被人撕巴了，他正撕下身上最后几块破布，脸上的肿和身上的青都懒得去检查，他在查看胳膊上一条咬痕。你无法不注意到他身上那半幅团花簇锦，中间浮一个俊秀的龙头，也无法不听到那家伙说话已经气喘吁吁——说实话，能从大早向全体人挑衅并撑到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把他当妖孽看待了。
“谁咬的我？让我瞅瞅你牙口！”他倒不是愤怒，而是犯嘀咕，“没要揍你，就别给我整出啥传染病来。”没人站出来。我进来时把刺刀钉在要麻身边的地上，要麻看了眼，但没去动，他像其他人一样，看着迷龙。“……谁咬的反正都被我揍啦。
”迷龙又开始叫嚣，“还有找死的没有？一块儿上来嗅老子拳头！”豆饼匆匆地过来，汇报观察成果：“成啦成啦。他喘气啦。”要麻自己也能听出迷龙说话早已经气喘吁吁了，他想知道的是迷龙已经跟多少人招呼过了。豆饼扒拉指头数：“十九…
…二十个！”“那是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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