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说明来意后，她收起友善的笑容，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与莫瑞钱伯一样，她问也没问我的身分，只说：“我们最好进屋谈。”
她领我进入一间阳光充足的厨房，内部的瓷砖和木头表面都保养得非常好，窗户上还装饰着花草图案，四周的窗帘与柜子、抽屉上的把手都是黄色。
她边做边说：“我给你弄点柠檬汁喝。”
“太好了，谢谢。”
我坐在木头桌旁看着她弄冰块调果汁，从把饮料端到我面前，到安静地在我对面坐下，她始终回避我的眼光。
她看着自己那杯柠檬汁终于开口说话：“要我谈茜儿的事，是很痛苦的。”
“我能了解你痛失爱女的心情。你近来好些了吗？”
“时好时坏。”
她的手紧紧地捏着，在背心下露出的是削瘦的肩膀。
“你来是要通知我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托提尔太太，我只是来问问看，看看还有什么线索可找。”
她的眼光停留在杯子上没吭声，狗在门外不停地叫着。
“你与警方谈过后有没有又发生什么事？茜儿失踪那天还有没有什么细节你那时没想到？”
她一言不发，空气里只有柠檬的香气和湿热的温度。
“我知道回忆是件残酷的事，但你的合作是我们找出凶手的希望。有什么是你觉得可疑或是印象深刻的事？”
“那天我们大吵一架。”
又是相同的自责，希望时光能再倒流，弥补曾经的过失。
“她认为自己太胖，什么也不肯吃。”
我在调查报告上看过这一段。
“她一点也不胖，如果你看过她，就知道她真的很美，只有16岁。”她第一次抬起头来看着我，眼里闪着泪光。“她美得像首诗。”
“请节哀。”窗外飘进阳光与花草的香气，我尽可能表达对她的同情。“还有什么事情让她觉得不开心呢？”
她手指紧紧捏住杯子，“很难，她是个乐观的孩子，总是开开心心的。她的生活充满了各种计划，就连我离婚也没打击她。她习惯往前看。”
真是这样吗？我知道在茜儿9岁时，托提尔太太就离婚了。之后她的父亲还是和她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
“在她死的前几个星期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她是否改变上下学的路线，或是接到什么怪异的电话，交了什么新朋友？”
她缓缓地摇头。没有。
“她在人际关系上有什么困扰吗？”
“没有。”
“你反对她交某些朋友吗？”
“没有。”
“她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她在学校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发问者说的话比被问者还多，我真是个愚蠢的提问者。
“茜儿失踪那天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
托提尔太太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我，然后沉重地拿起杯子，吸了一口柠檬汁，双手紧紧握着玻璃杯。“我们6点起床，吃完早餐后茜儿就出门上学。她和同学一起搭火车到位于市中心的学校，学校说她整天都没有缺课。放学之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那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计划？”
“没有。”
“她习惯在放学后直接回家吗？”
“一般是这样。”
“你想她那天放学后也是直接回家吗？”
“不，她准备先去看她父亲。”
“她常去看他吗？”
“没错。为什么我要不断地回答你们这些问题？我之前已经跟警方说过这些事，结果一点用也没有！为什么我要一遍遍回忆这些过去？我不想再谈这些事了！”
她的眼神充满悲伤，继续说道：“你知道吗？过去以来我一直不停填写各种表格，回答各种问题，但是都没有任何帮助。茜儿人都已经死了，躺在坟墓里，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低下头低声啜泣着。没错，我们什么都查不出来。这位忙于种蕃茄的母亲正学习去埋葬痛苦的记忆，勇敢地活下去，而我却突然出现，强迫她揭开锥心的伤口。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该走了。
我递给她我的名片，“没关系，托提尔太太。如果你实在想不起什么，也许真的就是不重要的事。”
我留下名片，公式化地把再联络的宣言讲了一遍。有事情再打电话给我。
我猜她永远也不会打这通电话。
我回家时发现戈碧把房门关上，房里非常安静。我忍住没进去看她，想她现在可能会排斥别人进入她私人的空间。我回房躺上床，努力想看点书，脑袋 里却回荡着托提尔太太的话——人已经死了——莫瑞钱伯也说过同样的话。没错，人已经死了，五个。这是残酷的事实。和莫瑞钱伯及托提尔太太一样，这些事一直 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不肯退去。
二十七
我一早就被收音机播出的晨间新闻吵醒，猛然发现今天已是7月5日，我竟忽略了昨天是美国国庆。人在异乡，吃不到苹果派、看不到烟火、更听不到美国国歌，我成为家乡庆典的局外人，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决定下次有美国球队来此比赛时，一定要去加油。
漱洗完毕后，我弄了点咖啡吐司，坐下来将报纸很快地浏览一遍，内容尽是谈论分离主义、经济危机、原住民问题、语言纷争；分类广告更加显现出这个社会的不安气氛——只卖不买。我待在这里能做什么？或许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怎么突然想起这些？大概是因为今天要送车检验，所以心情特别低落。我痛恨近几年这里对外国人居留的各种要求：护照、工作证明、关税证明、检疫证明、薪 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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