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变得急促，但眼睛还是睁开的。就在那儿，在他张开的手指上，它像一只没头的苍蝇般正在乱窜，原来是一只孤独的工蜂。它的花粉篮是满的；它远离蜂巢，独自来寻找食物。真是了不起的小生命，他一边想，一边看着它在手心起舞。然后，他摆摆手，把它送入了空中。它迅速地、毫不费力地飞入了这变幻不定、自相矛盾的世界，让他嫉妒不已。
尾声
即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我再次提起笔，写下有关凯勒太太短暂人生的最后篇章时，心情还是无比沉重。现在我能够确定，我是在以一种不连贯且完全不可靠的方式，试图记录我和这个女人之间少之又少的关系。从第一眼看到她的照片，直到那天下午最终有机会得以一睹她的风采，我一直希望整个故事能在物理和植物协会的公园结束，可以绝口不用再提后来发生的事。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在我心中留下了奇怪的空白，在经过了四十五年漫长的时间后，那空白仍然无法完全抹去或被其他东西取代。
在这样漆黑的深夜里，我被自己的欲望驱使，想要挥笔尽可能将一切记下，除非我迅速退化的记忆力又违背了我的意愿，将她抛诸一旁。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将所发生的细节呈现出来。我记得，在她离开物理和植物协会公园之后的那个星期五，《标准晚报》的早版中，有一个简短的公告，从它刊登的位置来看，报社显然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大事。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在圣潘克拉斯车站附近的铁轨上，发生了一桩不幸的意外，一名女子被火车撞至身亡。伦敦地区及西北铁路公司的火车司机伊恩·罗麦克斯说，下午两点半，他看到一个撑着阳伞的女子朝正在开动的火车走来，他十分惊讶，但实在无法在火车撞到她之前让车停下，于是他鸣笛警告，但女子仍然走在铁轨上，没有任何要躲开的意思。最终，她被火车撞倒，强大的冲击力撞碎了她的身体，她被抛到离铁轨很远的地方。随后，人们在仔细检查了这位不幸女子的随身物品后，确定她就是住在福提斯林区的安妮·凯勒。据说，她的丈夫极度悲伤，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说明她走上铁轨的原因，但警方正在加紧调查事情的真相。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凯勒太太突然身亡的所有信息。虽然我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关于她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再提一提她去世后第二天早晨的事。那天清晨，我用颤抖的双手戴上我用来伪装的眼镜和假胡须，在从贝克街走到福提斯林区的一路上，我都努力保持着镇静。走到她家，大门缓缓为我打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托马斯·R.凯勒无精打采的脸以后他身后模糊的黑影。对我的到来，他显得既不惊愕，也不鼓舞，而我的伪装也没有引来他任何疑问的神情。当他平静地开口说“请进”时，我立马闻到一股强烈的赫雷斯白兰地的气味——更准确地说，是朗马克特制白兰地的气味。我想跟他说的几句话一时也说不出来了。我跟着他默默地穿过拉着窗帘的房间，经过楼梯，走进了只点着一盏台灯的书房。灯光照在两把椅子上，椅子之间是一张茶几，正放着两瓶我在他呼吸中闻到的那种烈酒。
就在这时，我无比怀念起约翰来。他可以用精心构思的细节和几近夸张的修辞，把平凡无奇的故事变成让人感兴趣的话题，这才是衡量一个作家真正才华的标准。但当我自己写自己的故事时，却没有能力写出那般华丽而精致的文字。不过，我会尽我所能，尽量生动地描述此刻我的客户的悲伤情绪。当我坐在凯勒先生身边，向他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一动不动地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垂在胸口，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昏迷的恍惚状态。他空洞呆滞的眼神盯着地板，一手抓着椅子扶手，另一手紧紧地握着白兰地酒瓶的瓶颈，但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他已经没法把瓶子举到嘴边了。
凯勒先生的举止出乎我的想象，他并没有把她的死怪罪到任何人头上，而当我说到他太太没有做错任何事时，我的言语听起来是那样空洞无力。如果她在他不允许的时候，就没有再去上玻璃琴课，如果斯格默女士真的是被误解了，如果她绝大多数时候对他都是诚实的，那又怎么样呢？但我还是透露了一些她隐瞒的事情，我说起了波特曼书店小小的花园绿洲，说起了她从书架上借走的书，说起了她一边看书一边听玻璃琴。我也说到了书店后面能让她直接走进小巷的后门。我还说到了她漫无目的的散步——沿着小路，沿着狭窄的巷子，沿着铁轨边，还有，她是怎么自己找到物理和植物协会的花园去的。尽管如此，我没有任何理由提起斯蒂芬·皮特森，也没有必要说起她曾与一个动机不纯的男人共度午后的时光。
“但我还是不明白，”他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把痛苦的目光转向我，“是什么让她这样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真的不明白。”
我也曾经反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简单的答案。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腿，又盯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他的双眼似乎被我的目光锁定，又再度带着倦意看向地板。
“我没法确定，我真的说不出来。”
也许解释有很多，但我在心里反复思量，没有一个是能令人信服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未出生的孩子让她深陷无法承受的痛苦。还有一种解释是，传说中玻璃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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