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
她没有回答，我认为这是她开始接受这一概念的迹象。
“我先上去，因为她无法影响我。你得戴着这个，也许能帮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将额外的一副耳塞递给她。
她犹豫地接过去。“不，”她说，“我们一起上去，同一时间。”
“这不明智。”我说。
“我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会等在黑暗中让你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后说：“好。不过假如我发现她开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尝试阻止。
“假如你是对的，”勘测员说，“假如你讲的是实话。”
“我是的。”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尸体怎么办？”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达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许在返回途中，她会试图缴我的械。也许心理学家早就让她准备好应付这种状况。
“把人类学家留在这儿。我们不能负担太重，也不知道会携带什么样的污染。”
勘测员点点头。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们都清楚，人类学家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类学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她被迫执行一项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任务，一定充满恐惧。她看见了什么？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么？
返回之前，我捡起一支散落在人类学家周围的玻璃试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质，仿佛黏乎乎的血肉。也许临终前她终究还是采集到了有用的样本。
我们向着光明攀爬回去。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训练时的情形，寻找有什么线索与信息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我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骗，以为他们告诉我的是有用的东西。训练时，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回头想来，我感觉他们当时几乎是故意在掩饰和误导，还装作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受到惊吓与打击。
地图是最首要的误导，因为其作用不就是强调一些东西，又隐藏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让大家查看地图，记住其中的细节。六个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训练我们记忆灯塔的位置。它在大本营的哪个方位，距离这片房屋有多远，离那一片又有多远。我们需要勘测的海岸线有多长。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而不是大本营。我们太习惯于地图，习惯于它的尺寸，习惯于其中的内容，以至于想不到去问为什么，甚至想不到去问有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段海岸？灯塔里有什么？为什么营地设在森林中，远离灯塔，却靠近地下塔（当然，它并不存在于地图中）——还有，大本营是否一直设在此处？地图以外有什么？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强，因而意识到，集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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