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上楼的时候，导师的电话来了。
“累不累？”导师问我。
“不累。”
“来我这坐坐，聊聊你论文的事。”
导师的住处我去过几次，我们的几次争论都发生在这个屋里。这个住处是学校给导师这种地位的人物特意安排的，导师如果要熬夜写东西或者第二天有课的话，晚上会住在这儿，有时也会跟学生在这彻夜长谈，很有古代先贤哲人的为师之道。
“以后准备怎么打算？”坐定后，导师冷不丁地问了我这么一句。
“准备考您的博士。”我如实回答。
“如果想进研究所的话，我一封推荐信就可以解决。”导师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
“我觉得我不适合那里，我想跟您再多学几年。”我如实回答。
“你知道我要退休了吧？”导师怅然若失。
我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导师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奉献了一辈子，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我们同学间早就流传着我们将是他最后一届研究生的传言，因为从我们这届后他再没有招过任何一个学生了。这一届他总共有两个博士，五个研究生，同时教导这七个人，他明显心有余力不足了。
“那你怎么打算？”他咳嗽了几声。每天的三包烟几乎毁掉了他的呼吸系统，他常开玩笑说，如果把他的肺拿出来，轻轻一抓就会变成一堆油渣。
“不知道，也许进研究所，也许写东西。”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适合进研究所吗？”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明知故问。我这种偏执型人格的人一旦认准了自己的东西，砍头都不会服软的。我经常因为自己的观点跟他起冲突，搞得同学们都觉得我有病。
“你对我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他在一步步切入正题。
“对，当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开始向玄学靠拢的时候，我们历史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我一如既往地偏执。
我认为我没错。连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守着落后的所谓的科学方法缓慢地推进？我对历史学研究最大的不满在于，每当我们从古籍中发现异象时，我们通通把它们归结于封建迷信或者某种物理现象，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不但否认非物理现象，同时还否认发达的史前文明。
纵观中国古籍，可以说几乎都与玄学相关，而这些通通被我们以科学的名义摒弃，仿佛只要是科学证实不了的通通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非常荒谬。我们的科学才发展到什么水平？如果我们仅以纯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话，不就成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嘛。但当科学证实不了的东西成为确实存在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沉默。
当科学家艰难地爬上真理顶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神学家已经在那儿等他们很久了。
第三章
回到宿舍时，我看了眼表，3点20分，真够可以的，三年来我还从没跟导师单独聊过这么长时间。我靠在椅子上，想着导师和我的谈话，心里极其复杂。他不断地咳嗽，不断地鼓励我继续按我的方式研究下去，鼓励我不要受他的，包括别的专家的影响，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这让我异常困惑，一个史学界的巨擘让我按自己异想天开、混杂了被经典史学界鄙视唾弃的方法研究历史？他是不是疯了？
我越想越糊涂，索性不想了。于是我拿起了桌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临走前导师给我的，我当然知道是什么。导师这种级别的人出席商业活动自然有不菲的被称为“车马费”的东西。他坚持要给我，并真诚地告诉我，这笔钱对他来说就是牛身上的一根毛，而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头牛。我很喜欢这个比喻，于是我就收下了这头牛。
记得我在离开导师家的时候，导师专门叮嘱我，纸袋的事别让别人知道。这我当然清楚，要是让同学知道导师给我这么多钱，别的同学还不妒忌死。
打开牛皮纸袋，厚厚的百元大钞进入眼帘，我自然要狂喜一番。就在我准备数钞票的数量时，我意外地发现，牛皮纸袋里还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是一组奇怪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