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校的时间、我即将毕业的时间、论文答辩的时间、丁教授的年纪、他的学生数量、他家的门牌号、我的宿舍号、他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
最终我发现，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被我做了标记——我真恨不得此时的丁教授能从骨灰变成活人，告诉我他到底想搞什么。
此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黔驴技穷。我无望地斜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脑子快速运转着，玩命地思考着我到底遗漏了什么，难道是我考虑偏了？
高中时我参加过奥数班，那时候面对的全都是复杂的该死的数学难题。每次遇到复杂得任何公式都无法解决的题时，老师就会提醒我，越是复杂的题，很有可能程序越简单，你套用二十个公式无法解开时，没准一个巧妙的公式就能解开，之所以现在很困惑，很有可能是还没有找到那个简单而巧妙的公式。
这种经验一直伴随着我随后的求学和做人生涯。每次面对极为棘手的问题时，我就会想到这些，然后清理思路，去寻找最简单甚至最不经意的途径，结果往往是百试不爽。
这几十个小时遇到的问题已足够棘手，看来我不得不考虑最简单的方法了。目前想来，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林吉贤。找到他，我就不用跟这些该死的文字死磕，一切不明白之处只要张嘴询问即可。
但他早已“泯然众人”了，我该去哪找他呢？
虽然天花板就在我的眼前，但我眼睛里却是另外一幅画面，一幅寻找林吉贤线路的画面。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人找起来应该不难，不管他现在在哪儿，沿着他沉沦的轨迹总会找到他——只要他还健在。
此时我突然发现没有网络的难处。已经习惯了从网上搜寻所有问题的我此时却成了无米下锅的巧妇，如果能上网的话，即便找不到他现在的住所，至少能查出些蛛丝马迹，或者至少有个电话，可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是些冷冰冰毫无用处的文字。早已被电脑和电话等现代化科技产品奴役的我此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仿佛没有了它们我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法宝。
当务之急，我得赶紧找台电脑，或者电话，否则我怎么去找这个目前看来无比重要的人物呢？
或者，让吴丽丽帮我找？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我就迅速否决了。毕竟在我心里，我和吴丽丽是相互利用关系，如果我把所有底牌都告诉她，那我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更何况，我根本就不希望意图还不明朗的大谷基金会得到全部的秘密。
可我怎么才能找到电脑和电话呢？
我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在书房里踱起步来。想找到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跑出去，可跑出去实在太危险了，没准在找到它们之前我就被警察或别的什么人抓走了——可要是不出去，我何年何月才能知道林吉贤呢？
不如尝试着让吴丽丽帮我弄台过来？至于借口……总会有的吧，但愿“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俗语能起点作用。
决定已下，我重又坐了回去，继续把头靠在椅背上想着别的线索。突然，再次盯着天花板的我想起了昨晚楼顶莫名的响声……
我拿起昨晚的那两根笔，转身朝门口走去——与其夜晚被吓得臭死，还不如趁着有太阳的陪伴去探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