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那条湿内裤踢到墙角——算是给女服务员的小费吧，我刻薄地心想——然后拉开了旅行包的拉链。里面除了脏衣服什么都没有（我昨天本来打算找家洗衣店的，又给忘了），不过虽然脏好歹是干的。我穿好衣服，跋涉穿过院子里破裂的沥青路面，朝着汽车旅馆的办公室走去。我的僵尸慢步缓缓提速为僵尸拖步。每次吞咽时我都喉咙发痛，真是雪上加霜。
坐办公桌的是个50岁上下的冷冰冰的乡下女人，头上纠缠的红发活像一座火山。在她的小电视里，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映入眼帘，正与妮可·基德曼聊得火热。电视上面是一幅装框的画，画的是耶稣将小狗送给男孩女孩。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在这个飞机从头顶直接飞过的乡下，大家连耶稣基督和圣诞老人都分不清楚。
“你那伙人已经结账离开了。”她在登记簿上找到了我的名字，然后说道。她有种地方口音，听起来像把严重走音的班卓琴。“两小时前走的，说他们要开车到北卡罗来纳。”
“我知道，”我说，“我不再是乐队的人了。”
她挑起一条眉毛。
“曲风不合。”我说。
她那条眉挑得更高了。
“我还要再住一晚。”
“嗯哼，行。现金还是信用卡？”
我身上有200美元左右现金，但大部分都是预备着在博览会上买白面的，于是把我的美国银行信用卡递了给她。她拨了号一直等着，电话筒夹在她耳朵和她肉肉的肩膀之间，边等边看着电视上的厨房纸广告，那厨房纸据说连密歇根湖都能吸干。我跟她一起看着广告。广告完毕继续谈话节目，妮可·基德曼身边多了汤姆·赛立克，这个乡下女人还夹着电话筒在等。她好像不急，但我急。痒痒又来了，我不好的那条腿开始跳动。刚要放下一段广告时，那乡下女人回过神来。她转了一下椅子，看着窗外俄克拉何马湛蓝的天空，简单跟电话里说了几句，然后挂了电话把信用卡还给我。
“被拒了。料你也取不出钱来，如果你卡里还有钱的话。”
这话真刺耳，但我还是报以最灿烂的微笑。“卡没问题的。他们出错了，常有的事。”
“那你换一家汽车旅馆去修正吧。”她说道。（修正！这种大词居然出自一个乡下女人之口！）“这条街往前走还有四家，但都不算大。”
是没法儿跟这家丽思卡尔顿大酒店相比，我心想，但嘴里说的是“再试试看”。
“亲爱的，”她说，“看你这模样我不用试都知道。”
我打了个喷嚏，扭头用身上那件查理·丹尼尔斯乐队的T恤短袖去接。无所谓，反正这衣服最近也没洗，而且所谓的最近其实不近。“这话什么意思？”
“我跟我第一任丈夫离了婚，因为他和他两兄弟都吸可卡因上了瘾。无意冒犯，但我一看就知道。昨晚的钱已经付过了，用的是乐队的信用卡，不过既然你现在单飞了，请1点钟退房。”
“门上写着3点。”
她拿劈了一块的指甲，指着日历左边的一个标志，那日历上画着“送犬耶稣”：州际博览会期间，9月25日至10月4日，“逷”房时间为下午1点。
“‘退房’写错了，”我说，“你得修正一下。”
她瞟了一眼，然后看回我。“是错了，不过时间那部分用不着修正。”她瞥了一眼手表。“你还剩一个半小时。别逼我报警，亲爱的。州际博览会期间，他们比新鲜狗粪上飞的苍蝇还多，一叫人就到。”
“瞎扯淡。”我说。
那是一段我记忆模糊的岁月，但她的回答我却记得清晰，就像她两分钟前在我耳边说过一样：“嗯哼，亲爱的，现实如此。”
然后她转头去看电视，有个傻瓜在跳踢踏舞。
我不打算白天去买白粉，州际博览会上也不行，所以我在展会旅舍一直待到1点半（纯粹为了气那个乡下女人）。然后一手抓着旅行包，一手抓着吉他盒，步行出发。我在德士古加油站停下来，那是北底特律大道和南底特律大道的连接处。当时我已经只能歪着身子跛行了，屁股跟着心跳一起抽动。我找了个男厕，弄好针头，把一半儿存货注射进了我左胳膊的凹处，随即浑身舒泰。喉咙和左腿的痛感慢慢消退。
1984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我左边那条好腿变成了坏腿。我骑着川崎摩托，对面一个老混蛋驾驶着一辆游艇那么大的雪佛兰轿车迎面朝我开过来。他开进了我这条车道，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驶入路肩，要么正面碰撞。我做出了最直接的选择，安然避过那个混蛋。但我错就错在想以40迈的速度开回大路上。给所有新摩托司机一个忠告：以40迈的速度在砾石路面上转弯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从车上摔下来，腿骨折了五处，屁股也粉碎性骨折。此后不久，我就发现了吗啡的乐趣。
腿感觉好点儿了，发痒抽搐的感觉也暂时没有了，我又能振作一下从加油站继续往前走。等我来到灰狗长途大巴终点站的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跟了凯利·范·多恩和他的破烂乡村乐队那么久。唱一些哭哭啼啼的民谣（还是C调的，我的老天爷）根本不是我该干的事儿。我是一个摇滚歌手，不是个乡巴佬。
我买了第二天中午去芝加哥的大巴车票，也因此有权把我的旅行包和吉布森SG吉他——那是我唯一值钱的家当了——寄存在行李寄存间。车票花了我29美元。我坐在洗手间隔间的马桶上把剩下的算了算。剩159美元，跟我估计的差不多。感觉前途光明了起来。我肯定能在博览会买到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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