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很热，由于气流不稳，周五下午在波特兰国际喷气机机场的降落格外颠簸。我开车向北去卡斯特尔郡，一路开得很慢，但却不是因为堵车。我看见了每个老地标：农场、石墙、布朗尼小铺（现在已经关门，里面黑漆漆的），不禁惊叹不已。仿佛我的童年还在那里，仿佛隔着一层塑料片但模糊可见，然而经过岁月洗礼，这块塑料片已经满是划痕和尘迹。
我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过6点了。原来的房子扩建了，是原来面积的两倍。车道上有一辆红色的马自达，一看就是机场租的车（跟我开那辆三菱伊柯丽斯一样），草坪上还停着莫顿燃油的卡车。卡车用大量绸纱纸和鲜花装饰起来，看上去就像一辆游行的花车。一个巨大的牌子靠在前轮上，写着：“特里和安娜贝拉得分35分，卡拉·琳内得分1分！都是赢家！聚会就在这里！快进来！”我停好车，走上台阶，弯着手指敲了敲门，心想这是干什么，我可是在这儿长大的，于是信步走了进去。
有一瞬间我觉得仿佛穿越了，回到年龄还是一位数的那段岁月。家人围坐餐桌旁，就跟20世纪60年代一样，争着同时说话，欢笑，斗嘴，互相传猪排、土豆泥，还有一个盖了湿洗碗巾的大盘子，装着玉米棒子，洗碗巾是用来保温的，妈妈以前就这么做。
最开始我没认出来坐在餐桌靠客厅那头的灰发男人，当然也不知道他旁边那个满头黑发的帅气壮小伙儿是谁。突然一个退休教授模样的男人瞥见了我，他站起来，脸上发光，我认出他是我哥阿康。
“杰米！”他大声喊了出来，一路蹭过来，险些把安娜贝拉从椅子上撞下来。他一把抓住我，给了我一个熊抱，在我脸上一通狂亲。我笑了，拍拍他后背。然后特里也过来了，抱着我们俩，我们三兄弟笨拙地跳起“米兹瓦·坦兹”舞，把地板震得山响。我看到阿康哭了，我也有点儿想哭。
“快给我停下，你们这些家伙！”特里说道，虽然他自己还在跳，“我们非掉进地下室不可！”
我们又跳了一会儿，我感觉非要这样不可，这样很对。这感觉很妙！
阿康把那个壮小伙儿介绍给我，他估计比阿康小20岁，是他“夏威夷大学植物学系的好友”。我和他握了握手，想着他们会不会多此一举在罗克堡旅馆订两间房。今时今日，大概是不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阿康是同性恋了，可能是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还在缅因大学和坎伯兰乐队演奏《千人共舞》。我确定爸妈肯定更早就发现了。他们并没有小题大做，于是我们也都没有。子女从无声的例子中学到的比口头的教条更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
父亲对二儿子的性取向只拐弯抹角地提过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儿了。那次肯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那正是我的颓废时期，而我几乎不给家里打电话。我想让我爸知道我还活着，但又怕他从我声音里听出我快死了（我已经放任自流）。
“我每天都为阿康祈祷，”他那次电话里说，“该死的艾滋病，简直是有人在故意传播。”
阿康没得艾滋病，现在看上去健健康康的，但是他上了年纪是无法掩饰的事实，尤其是跟坐他旁边的植物学院的朋友比起来。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阿康和罗尼·帕克特在客厅沙发上并肩坐着唱《日出之屋》的情景，不记得他们有没有试过和声，反正就算有也很失败。
我一定是脸上露出了陷入回忆的神情，因为阿康一边擦眼睛一边咧嘴笑道：“咱们俩好久没有为轮到谁去给妈妈收衣服而吵嘴了吧？”
“好久好久了。”我同意道，又一次想起那只笨到没发现灶台上的“池水”变热的青蛙。
特里和安娜贝拉的女儿唐恩抱着卡拉·琳内加入了我们。小婴儿眼睛的颜色是妈妈以前说的“莫顿蓝”。“您好呀，杰米叔叔。这是您的外孙侄女。她明天就一岁了，而且还要长牙了。”
“她可真漂亮。我能抱抱她吗？”
唐恩朝我羞涩一笑，上次见我的时候，她还戴着牙套。“您可以试试，不过陌生人抱她，她通常会号啕大哭。”
我接过孩子，准备好她一哭我就把她还回去。但她没哭。卡拉·琳内打量着我，伸出一只小手拧了拧我的鼻子，然后她笑了。家人欢呼鼓掌。小家伙四下看看，有点儿受惊，然后又看着我。我敢发誓，那双眼睛跟我妈的眼睛一模一样。
然后她又笑了。
第二天才是真正的聚会，阵容没变，只是配角多了几个。有一些人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另一些看起来有点儿熟悉，我知道有几个是父亲前员工的子女，现在为特里工作。特里的“帝国”已经发展壮大：除了燃油生意之外，他在新英格兰有很多家连锁便利商店，叫作莫顿便利店。字写得差并不妨碍他成功。
从罗克堡来的餐饮服务人员负责四个烧烤架，提供汉堡和热狗，还有一系列让人惊叹的沙拉和甜点。铁桶里装满啤酒，木桶里葡萄酒飘香。我正在后院大嚼一个塞满培根的“卡路里炸弹”，特里的一个销售人员——醉醺醺、兴高采烈而且很健谈——告诉我弗赖堡的水上乐园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利特尔顿赛道也是特里的。“那个赛道一点儿也不挣钱，”销售人员说，“但是你了解特里的——他就喜欢赛车。”
我想起他和父亲在车库里鼓捣一代又一代的“公路火箭”，他们俩都穿着油腻的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连身工作服，突然意识到我这乡下老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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