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恐怖事件导致他又中风了，但却没有立即致命。他爬到了五斗橱那边，最后死在了那里。
或许如此，可是他手里却拿着枪。
我盯着这把枪看了很久，皱着眉头，努力回想。我当时想不起来，也拒绝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医生提出的用催眠疗法来还原封闭的记忆。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会从我大脑黑暗区域里释放出的东西，更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我扭转查理的身体（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脸上），让他面朝玛丽·费伊。我已经打了五发子弹，我很确定，但只有四发打在她身上。有一发打飞了，依我当时的精神状况来看，这并不奇怪。可是当我抬眼看墙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两个弹孔。
我是回过度假村，前晚又来过？是有这种可能，但我不认为我能勉强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识中断。不对，我应该是离开前就把场景布置好了。然后我才回去，撞了高尔夫球车，跌跌撞撞上了台阶，在大堂睡着的。
查理没有拖着身子爬过房间，是我把他拖过去的。我把他靠着五斗橱支起来，把枪放进他右手里，然后朝墙上打了一发。警察终会发现这离奇的一幕，他们不见得会去检查他的手上有没有枪击残留，但如果他们查的话，就能查到。
我想把玛丽·费伊的脸盖上，可是所有东西都必须原样不动，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离那个充满阴影的房间。但我又停留了片刻。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细瘦的手腕。
“你本该收手的，查理，”我说，“你早就该收手了。”
但他可能收手吗？说得轻巧，这样我就能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可是我也要责怪我自己，因为我也没能停手。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过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压根儿没去过那儿。”我这样告诉布里斯韦特医生，“我当时是这样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去过。”
“那名护士，”布里斯韦特医生说，“珍妮·诺尔顿。”
“我认为她除了帮我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也就是口径一致，说我们当时一起离开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开始说疯话，说要拔掉玛丽·费伊的呼吸机时走的。我相信珍妮会附和我的，也是为了确保我对她参与的那部分闭口不言。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他的地址簿在库珀套房里。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号码。我打了个电话，直接进了语音信箱。我让她给我回拨。阿斯特丽德的号码也在他的电话簿里，所以我又试了一下她的。”
“又是语音信箱。”
“对。”我双手捂住脸，阿斯特丽德可以接电话的日子已经到头了。“是的，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珍妮把高尔夫球车开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鲁，马不停蹄一路开回芒特迪瑟特岛。她此刻只想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丽德身边，毫无疑问，阿斯特丽德就在那里等着她。她们的尸体是在前门内侧被发现的。阿斯特丽德肯定是在珍妮刚走进家门的时候就拿菜刀一刀插进了她喉咙，然后又用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是横切开的（不建议这种做法），不过深深切进了骨头里。我想象着她们躺在那已经风干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机在她包里响了一阵，然后是阿斯特丽德的手机在厨房的刀具架下响起来。我不愿去想，但却停不下来。
并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疗过的人都自杀了，但在后来两年里，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并非所有的人都杀死爱人来陪葬，但半数都是这样；我是调查后得知的，而且我告诉了爱德华·布里斯韦特。他认为这些不过是巧合而已。这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乐得驳斥我对于这一连串疯狂、自杀和他杀所给出的结论：妖母需要牺牲品。
帕特里夏·法明戴尔，那位往自己眼里撒盐的女士，视力恢复到了足够夜间在床上闷死她年迈的父亲，然后开枪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脑袋的地步。埃米尔·克莱因，吃土的那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走进了车库，把剪草机的机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爱丽丝·亚当斯，在克利夫兰帐篷复兴会治好癌症的一位，拿着她男友的AR-15自动步枪进了一家便利店，开枪扫射，杀死了三个路人。弹夹打空之后，她从口袋里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径的“狮子鼻”（左轮手枪），张嘴朝上腭开了一枪。玛格丽特·特里梅因，丹尼牧师在圣迭戈治好的一个病人（克隆氏症），从她的九层公寓的阳台上把她的襁褓中的儿子扔了下去，然后自己跳下去。目击者说当她摔下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出叫声。
然后就是阿尔·斯坦珀。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么可能错过超市小报的劲爆头条？他邀请了两任前妻共进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车，结果来晚了，算她走运。斯坦珀的这处住宅在韦斯特切斯特，门开着，她就自己进去了，她发现斯坦珀的第一任前妻被绑在饭厅的一把椅子上，头顶凹陷了进去。这个沃-利特斯乐队前主唱从厨房里出现了，挥舞着棒球棍，棍子湿漉漉的，沾满了血和头发。第二任前妻尖叫着逃出房子，斯坦珀在后面一路狂追。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跑到一半儿时，他倒在了人行道上，心脏病突发身亡。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体重严重超标。
我敢肯定所查到的并非所有案子，这些案例分散在全国各地，淹没在美国日渐习以为常的无意义暴力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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