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
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也。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
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方式。
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
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等六大区域，其各地地理民风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
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腹地山塬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
相比于赵国，其他五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
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等等。
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
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而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古典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
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
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
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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