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
而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道？
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
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
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
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
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自己的政治传统面对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当此之时，让我们先看看燕国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春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体有四件： 1.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做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
2.燕庄公二十七年，燕国遭遇北方山戎攻击，齐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国危机后，齐桓公提出要燕国共同尊王朝贡，并敦促燕国复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燕国与周王室有所疏离，对召公德政传统也有所偏离，是可能变化之迹象，却被霸主齐桓公遏制。
3.燕惠公因多养宠姬而起内乱，逃奔齐国，失政四年；后齐国伐燕，护送惠公回燕，刚刚回国燕惠公即死。 4.燕蟹公三十年，进攻政权已经由姜氏变为田氏的新齐国，占据林营之地。 战国之世，燕国的大事主要有： 1.燕文公时期任用苏秦，首倡六国合纵，为纵约长国。
之后，秦国连横，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结盟，燕国自此反复进出于合纵。 2.燕易王时期，齐宣王攻燕，占据燕国十城，后得苏秦斡旋，十城复归。 3.燕王哙禅让子之，致燕长期内乱，燕国大衰。 4.燕将秦开平定辽东，年代不可考。
5.燕昭王任用乐毅变法，大举攻齐，下七十余城，历时六年，几灭齐国。 6.燕惠王废黜乐毅，齐国大举反攻复国，燕国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齐国田单攻燕，燕失中阳之地。 8.燕王喜之时，屡次对赵发动战事均遭大败，失地失军不可计数。
9.燕秦结盟，太子丹在秦为人质。 10.太子丹主谋，策划荆轲刺秦。 11.秦军攻燕，燕代联军抗秦大败，燕王喜逃亡辽东。 12.燕王喜杀太子丹献于秦国。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从历史的大足迹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代，燕国是平定散淡的，是没有大作为的。春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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