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旗袍真好看，我吧……有点走神。” 我叹了一声，说：“不是‘天灾人祸’，是‘忝在其末’。这是谦辞，他说他自己虽不够资格，但也在陪同之列。” “好吧。回去记得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 难怪沥川需要翻译。
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看来他不要翻译还真不行。 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台旁边。 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放眼望去，整个大厅人头涌动，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小秋，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
d.h.lawrence吗？” “不是。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英国文学一直感兴趣。” “我做的是西苏，西苏和乔伊斯。” “乔伊斯我知道。西苏是谁？” “hélène cixous.”这是个法语名字。
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x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著名的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算vunerable groups（弱势群体），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dern的小说。
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 “只读过 le rire de la duse ，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不相信地看着我：“不会吧。
西苏是最提倡女性解放的。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没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学问都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样做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一千五百封，算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x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语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在今天，也就是除夕之夜，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得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有名词。” “什么专有名词？” “情圣。”他张了张嘴，又闭上，终于没话说了，只得转移火力：“讨论暂时结束。
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说着，他转身去帮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
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她。
又问：“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
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眯眯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目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说：“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
”他从旁边拿了个y-i次忄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 “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这是在变相地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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