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床，沥川款款地待我，我们恢复了以往的甜蜜。 戏弄了一半，床底下忽然传来细细簌簌的响动，沥川对着天花板叹气：“小秋，这里除了蟑螂，还有老鼠？” “嗯，有两只，估计是夫妻。我还拿饼干喂过他们呢。奇怪，今天怎么只听见了一只的动静呢？
” “糟糕。”沥川赶紧用手蒙住我的眼睛。 “你抓了一只？杀了？” “白天的时候……”某人不敢往下说了。 “沥川你丧尽天良啊。床下的那只，一定在唱歌。” “唱什么歌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 “它唱它的，咱们继续咱们的。” 第二天，沥川仍旧送我去上班，仍旧交给我一大堆饭盒。这次，每个饭盒上都贴了纸条： “我是肉粥一号，请热一分钟。” “我是茄子二号，请热四十五秒。” “我是红烧鱼块三号，请热三十秒。
” “我是水果沙拉四号，生吃，不用热了。” 女同事们羡煞了。说沥川把翻译社当幼儿园了。 下班沥川来接时，她们都说：“小秋，你的家长来了。” 据我所知，沥川从小就是被人伺候的，从来没伺候过别人。
当沥川每天都这么做时，我在想，这公子哥儿能坚持多久。 当过了一整年，他还是天天这么做时，我就有了一种幸福感，很华丽的那种。 当然，我的幸福从不长久。我对沥川这次回来，也没什么指望。 我就这么毫无指望地和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年。
感觉挺好。这一年，沥川没有工作，一张图也没画。除了替我做饭、上下班接送、陪我散步、看电影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是，在我狭小的公寓里，沥川行动不是很方便。 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沥川，咱们不住这里了。
咱们找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他马上拿起了笔，说：“找什么？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样子的，你说。” “大一点的。” “就这要求？”郁闷了。 “嗯。浴室里多点安全设施。”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 过了两天，沥川设计好了一个两层楼的白房子，各种图样都手绘出来了，一样一样给我看。 “太精致了吧？”我皱眉，“哪家公司愿意单独替你做这个？”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哦……那你会累的。
你身体又不好，不能忙这个。” “不累不累。”他乐滋滋地说。 “不行，你还得给我做饭呢。” “这倒是。”他沉思，然后，到卧室去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哥说他来找人替我盖，条件是他和rené得设计一部分房间。
” “行啊，我没意见。” “我有意见，”他想了想，眼睛一亮，“我让他们设计地下室。” “浪费人才呀。唉。” 又过了三个月，沥川还是每天做钟点工，一日三餐，顿顿都是他掌勺。我的家务活就只剩下了看电视和读小说。
偶尔涮一下碗，被他说不干净，他还重涮一回。 我们的房子在一个靠山的小区里，里面有很多房子，我们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建好了，沥川带我去参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喜欢不，我说： “楼上楼上我都喜欢！花园也喜欢！
” “最喜欢哪里？” “……地下室。” 沥川苦着脸说：“完了，我受打击了……我得找我哥算账。” 我觉得，我得安慰安慰他。 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我问他：“沥川，今天是不是好天气？” “是啊。
” “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也是。” “那今天，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 怔住，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为难地说：“……一定要结婚吗？就这样过不行吗？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怕活不长，你又成了寡——” “你严肃点。
”我板着脸。 “嗯。” “‘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我没意见。” “就这么马虎吗？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不公平啊，怎么老是我吃亏啊。以后他都会说了，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
“人家就一条腿……你同情一下嘛。” 拖着他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挺和气。 “证件都有吗？有照片吗？” 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这是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他是外国人，这是他的护照、居留证。
这是复印件，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合影也不是近期的，十年前的。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有一种阴谋的感觉。 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见沥川一直不说话，问我：“他不会说中文吗？” “会的……他太激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挽住他的胳膊，做亲密状。 “他是瑞士人，我们还需要他出据一份《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大婶业务很熟悉。 我和沥川都傻眼了。 “说了吧，要你别来，你偏要来。”他严肃地看着我，“现在，麻烦了吧？
” “沥川，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我抓狂了。 “我哪里敢？” 他拿出手机拨号。 “哥，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婚姻状况证明》。 “你说是干什么用的？ “快点吧。 “嗯，就这样。” 四句话交待完毕，他收线，对我说：“我哥今天去办，晚上坐飞机，明天到昆明。
” “行，效率挺高。”我给了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大婶，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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