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 秉昆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 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明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O后” O 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不同程度改变了 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
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蓉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 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她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 否则，就没有所谓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珥回国后一旦进 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 板更是天方夜谭。
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 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 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 作的周蓉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
蔡 晓光与周蓉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 晓光与周切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怨忍,甚至早“散伙”了。 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 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百姓做好事、 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他必然会抱憾终生地退休，断无什 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 然还是城市癞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 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 哥哥的周秉义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 与妻子出境旅游。
三十儿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亲人们召集到自 己家里来。即使召集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 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带给他们多少愉快。甚至恰恰 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
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 里的气氛肯定很压抑。 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 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
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 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 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于困厄，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 夫和外甥女。 这些亲人之中，周蓉、蔡晓光和周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 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
周 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 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 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 亲人中，只有周秉昆、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
郑 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狱的那十二年里走出家门工作 过，并且由于曲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 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昆。 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
八个亲人中，也只 不过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一比三的。两个人分担 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 多。实际上，周切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
她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 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舅妈，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 周秉昆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 少总会接济他一些。 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肖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 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
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 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 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 责任。
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 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 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 会城市轰轰烈烈地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 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已的话，情 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一三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 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A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 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 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