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壳上市”，比如作为墨家巨子的徐震是警队英雄，其惩恶扬善、疾恶如仇的性格本来就符合先秦墨家“执法王”的角色；以类似西方天主教“七宗罪”的形式带出的“墨学十论”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亦可算严丝合缝于墨家的伦理价值观，颇具中国特色。
在我看来，《墨杀》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作者描绘的破案刑侦手段之高妙，正邪两方角力之惊险，而在于他将我们置于一个典型的伦理辩难之中——“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正义如果要用非正义的手段去达成，到底还是不是正义？
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两难如何解决？这是先秦墨家以及其他诸子在当时也汲汲思考，而今人类亦都无法完全寻得整全答案的难题。在学术上，墨家学者总在问一个问题：究竟“兼爱”有没有预设“自爱”？在《墨杀》中徐震为子赎罪而自担刑责走向死路，无疑是不自爱的，却又成全了父爱、大爱——以如此决绝和壮烈的姿态完满墨家道德，恰是庄子评价墨子的“墨子尚能独任，奈天下何”的千古悲情。
所以相比《秦时明月》《墨攻》等其他墨家元素作品，高渔兄的《墨杀》无疑是伦理的，也是具有深度的。即便《墨杀》是都市悬念小说，其题中之意亦在横亘千古不绝如缕的墨子精神里，而非神话传奇中的墨家机锋巧辩。 墨家思想最宝贵的部分，是他们“剑及履及”、止战非攻的和平精神。
因为神神怪怪的东西，任何朝代都可以有，不需要上溯到先秦。我更愿意当今的中国观众和读者，在看到新形式的墨家元素文化产品的时候，不唯只是被墨家的武功或者玄幻所吸引，而是能感受到那为正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气概。
墨家元素的文化产品，在以后的中国，只会越来越多。无论我们将墨家包装成“任侠的宗师”还是“黑社会的始祖”都无所谓，关键是能不能把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精神表现出来。中国现在号称崛起了，崛起的中国人不再需要李约瑟、汤因比等人给我们开出的用来振兴民族文化的“枪药”。
眼下要做的，乃实实在在地回到两千多年前墨翟踽踽独行之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