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别的东西让我提不起劲。打游戏什么的，只会让人感觉更加空虚。” “嗯，”她似乎赞赏地点点头，“所以你把大部分时间搁在这儿？” “是的。”我老实回答。 “那么——这些书也都是你的？”她从码在沙发一头的几十本小说中随手拿起一本。
“是的。” “喜欢看小说？” “是的，”我有些不耐烦了，问道，“可以开始了吗？” “哦。”她非常难得地乖巧地应承着，按我比画的，坐在沙发上，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不甚自在地摸了一下鼻子，纠正道：“别看我，看那个点。
对！” 她转过脸去，眼睛盯着前方的某一点，神态娴静安宁。 我拿起手中的铅笔，开始在纸上挥舞。 音响里放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秋日私语》，房间里飘荡着松节油的味道，颜亦冰坐在我前面两三米的地方，一只手抱在胸前，一只手托着下巴，两条细长的腿斜靠在沙发的一角，下午三点的阳光从一侧的栅格玻璃窗射过来，带着深秋的气息，给她的轮廓镶上一层华丽又精致的光晕。
阳光静静地转过角度，房间里的尘埃，在栅格玻璃漏下的光线里放肆飞舞，如同我们轨迹紊乱的青春，乐曲在最后一个****中戛然而止，房间里只剩下铅笔摩擦素描纸的沙沙的声音，这个时候，我的呼吸变得小心又谨慎，我心跳加速，很想大口喘气，却又害怕喘息声会打破这如青花瓷般完美又脆弱的宁静。
“好了没有？”她终于沉不住气，问道。 “好了。” 素描这个东西，可以十分钟画好，也可以十个小时好。 “我看看！”她起来伸了个懒腰，按捺不住兴奋，跑过来立在画板前。 我心中忐忑不安，期待又害怕她的反应。
“天才！”她赞叹道，“你画的，似乎比我本人更好看。” “那就是不像喽？” “没有不像，太像了——惟妙惟肖，”她转过来，停止赞叹，一脸崇拜地看着我，“能告诉我，你画谁都能这么像吗？” “那不可能，”我坦诚回答，“短时间内不可能抓型这么准。
” “那为什么画我能抓准呢？” “因为——”我犹豫再三，还是如实相告，“你的肖像我画过很多遍了。” 我打开画板，拿起一沓画稿，里面有将近二十幅她的肖像——侧面的、正面的、俯视的、脸部的、头部的、半身的…
… 她睁大了那双美得让人心疼的眼睛，看着那些画稿，表情一片兵荒马乱。 似乎过了好久，她才缓过神来，脸色潮红，神情凝重，黑葡萄般的眼珠里闪烁着光彩。 “你知道吗？见你第一眼我就感觉我们在哪儿见过，但事实上，我知道我们从未见过。
” 她定定地看着我，没有说话。眼神变得尖锐，香水味中似乎也带着股杀气。 “我是说，你的形象刚好跟我心目中的形象重叠——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女人的形象。知道吗？” “好吧，我知道了。”颜亦冰转过身去，迅速走出画室，带上了那扇沉重的防盗门。
假如 假如昨天的故事可以涂改 今天的现实可以擦除 假如明天的梦想 能打份草稿 假如生活的泥巴攥在手上 青春的表盘可以拨回 假如你我的故事由我来执笔 讲述 那么定不会如此跌宕 如此蹉跎 我只会用最蹩脚的文字 撰写着一个恶俗的 幸福故事 每一段人生 说到底都是一场独角的悲剧 我谨希望 在我谢幕的时候 你能记住演员的名字 2006年12月24日夜，湘城。
两千零六年前的今夜，在遥远的欧洲大陆一个叫伯利恒的地方，一个叫玛利亚的年轻女人将自己未婚先孕的孩子生在马槽里，取名耶稣。孩子的身世成了当时当地最大的绯闻，娱乐新闻在女人的嘴中滚动播报，产生了轰动效应。
玛利亚女士坚称自己是踩了上帝的大脚印才怀的孕，因为欧洲人的开明和大度，玛利亚才没有遭遇浸猪笼、沉潭之类的杀身之祸，相反，人们宁愿相信这个浪漫的借口，相信上帝的性器官长在脚板上，而跟上帝****，连宽衣解带都不需要。
两千零六年后，在地球另一端的遥远的中国，耶稣的生日成了浪漫和狂欢的借口。 湘大内外到处张灯结彩，塑料圣诞树上挂满了包装精美的冒充礼物的泡沫方块和小球，戴着红帽子的年轻人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走过，商场里有打不完的折，餐吧里有派不完的送，连药店都打出“迎圣诞贺新年，杜蕾斯体验装免费大派送”的巨型标语，引得学生成群结队跟春运买火车票一般。
易子梦约了刘菁“圣诞狂欢”三次都没成功，于是翻出尘封已久的硬盘跟小泽玛利亚之流共度平安夜（也不知小泽同学跟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欧阳俊不知把他的宝贵平安夜安排给了几号，也许，他今晚要打上百块钱的车，跑好几个场子；安哥对西洋节深恶痛绝，他决心24日晚提前一个半小时关机睡觉，以实际行动抵制西方腐朽思潮的侵蚀。
这一夜吴曲在做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她又会在网上发一条“求结伴看电影共度平安夜”的消息，然后在趋之若鹜的男士中间挑一个为她在圣诞节的一切消费埋单，等吃饱喝足玩好后再删了电话把人家拖入黑名单。 我给颜亦冰打了电话，问她晚上有没有安排，“我请你吃饭！
” “不行，我要去给一家公司做圣诞派对的司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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