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女孩特别执着，跟了我们足足半里路，“哥哥，给姐姐买枝花吧！哥哥，给姐姐买枝花吧！哥哥，给姐姐买枝花吧！”没有多余的话，就这一句她像复读机一般念了数十遍。 复读机也有电池耗尽的时候，可是这个小女孩——我想要不买一枝，今晚她是跟定我们了。
难怪古人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刘菁笑看着我，一副局外人的表情，眼神却有些许期待。 “多少钱？” “二十。” 我掏出二十，拣了一枝开得比较饱满的，转过身，“送给你！” 刘菁吓得几乎往后退了两步，站定，似乎还带着些惶恐和质疑，“真的送给我的？
” “需要我单膝下跪吗？” “谢谢！呵呵！”她忙不迭接过花儿，夸张地闻了闻。 “这个是没有香味的。”我扫兴地说。 “讨厌！”她白了我一眼，随后又一脸陶醉，“这可是我第一次收到花呢。” “那我太荣幸了！
” “第一次收到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刘菁看上去有些不依不饶。 我赶紧打着哈哈，冲着一辆出租车招了招手，“Taxi！”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看见昨天那一把玫瑰被扔进了垃圾桶，茶几上却孤零零地插着一枝，显得弱不禁风。
真是溺水三千独取一瓢啊。 15号是农历腊月二十八，也是培训班年前上课的最后一天，下午他们都将赶回去过春节。下班的时候，老朱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我这十多天的薪水，一千多块钱。我道过谢，出门，回住处。 此时的湘城已经年味甚浓。
街上人潮汹涌接踵摩肩，到处挂着待售的春联、灯笼及各具特色的挂饰等。而爆竹的声音更是时不时从四面八方传来，就像在湘城打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巷战一般。 打开房门的时候没有了熟悉的蜷在沙发上看电影的身影，我方才想起早上刘菁告诉我她今天得回家，要年后才能回来，也就是说，这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只剩我一人了。
正百无聊赖的时候，夏跃进的电话打过来，问我过年回不回去，他说他和叶姨都等着我回去。本来接他电话还能感觉到一丝温度，一听“叶姨”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挂了电话依然烦闷，索性关了手机卸了电池，躺在沙发上生闷气。
那个“叶姨”，不过是比我大了几岁的初中英语老师，说起来，夏跃进和她的相识，还是我牵的线，想想真是作孽啊！ 初二的时候，在老妈孙老师手底下读书，几门功课都还不错，唯独英语一塌糊涂，可怜孙老师心有余而力不足，仅有的几句诸如“Longlonglife,ChairmanMao！
（毛主席万岁）”还是“那个”时期所授的红色英语，已远不能满足当前改革开放发展大潮，而孙老师望子成龙心切，多次在各种场合公开表示“就是拼了命也要让儿子上大学”以达成她年轻时未竟的夙愿。 不知是谁说过：一个男人要么实现父辈的理想，要么弥补父辈的过错。
当我还没有成长为男人的时候，已经在母亲孙老师的威逼利诱下发愤学习以实现她的目标；而当我考上大学之后，又忙着收拾父亲夏跃进扔下的烂摊子，累得焦头烂额、顾头不顾腚，想想人生的“杯具”真是层出不穷啊！ 话说回来，英语成了当时在实现母亲理想的伟大征途中最大的障碍，孙老师决定找人给我恶补英语，“一定要跨越这个障碍！
”孙老师坚决果断，不容置喙。剩下的只是“找人”的问题了。 我们学校有三个英语老师，其中一个已年过五旬，湘潭人。除了声音洪亮中气很足之外，水平确实不敢恭维，带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全校师生都能听见他那灿若洪钟的湘潭英语，感觉像毛主席在做报告。
教我们英语的姓周，是个男的，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长得獐眉鼠目龌龊不堪，脸上的粉刺加起来比我们班的人数还多。他酷爱篮球，若是碰上第八节课，他会穿着背心短裤，抱着篮球来上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上体育课。诸位要因此以为他篮球打得好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球打得又臭又独，不传球给别人还老耍赖。
刚好那时我也迷恋篮球，场上交过几次手之后就结下了很粗的梁子，其细节在数年以后的今天看来已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确是造成了我对英语的极度反感和排斥。 这些情况孙老师可谓心知肚明，所以给她儿子辅导英语的唯一人选便是叶馨了。
叶馨几乎是和我同时进永康中学的，只不过我是从小学毕业，而她是从湘城师范毕业。芳龄二十余，明眸皓齿，骨肉停匀。特别是每天上午领课间操（永康中学缺专门的体育老师，二年级的体育课程由叶馨代课）的时候，做伸展运动时前凸后翘，跳跃做运动时呼之欲出，一身白色运动服尽显婀娜身段。
莫说台下做操的学生，就是台上的老师甚至连即将下台的老校长都忍不住把目光锁定在白色运动服之上。 顺便说一句，孙老师不但是永康中学的语文老师，还是学校的教务主任。给掌管自己绩效表现和年终奖金的领导公子补课，对初来乍到的叶馨来说正是个绝佳的机会。
况且夏拙同学并非天性愚钝，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于是叶馨欣然应允。 就这样，在每个放学后的傍晚，我不再叱咤球场跟Mr.Zhou斗气骂娘，也不再跟狐朋狗友骑着单车招摇过市，我一头钻进永康中学最西边二楼的单身教师宿舍，钻进叶馨那香气氤氲脂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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