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市上遇过两次。” 上午谢平遥到的无锡。下了船在街巷里乱走，打听锡蓝客栈在哪儿，竟没人知道。他也不急，天尚早，无锡头一回来，边看边找，睡觉前落脚到客栈就行。运河穿过无锡和淮阴，但两处的风物大不相同。
无锡的水更多，支支汊汊，阳光都带着潮气，街巷的石板路长满青苔。无锡人说话好像只有舌尖在干活，弹动翻卷，那些清细娇糯的声音像受惊的鸟，迅速擦过他耳边，抓不住。交流上有障碍，他就多看少说，能不开口就不开口。
中午走饿了，找家面馆坐下，斜对面是个洋人。开始真没在意，那洋人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头上还续了根假辫子，不出声就跟随便一个中国男人没两样。但那洋人出声了，要辣椒，他不会说辣椒，也知道说外语店小二听不懂，就把筷子往醋瓶子里挑一挑，放到碗里搅拌一番，再把沾满汤水的筷子放嘴里吮，做出抓耳挠腮、脑门冒汗的样子，嘴里呜啦呜啦地叫。
为表示并不惧辣，他把假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英勇地撇撇嘴。店小二看明白了，周围的人都看明白了，洋人好不得意，学旁边的中年男人，右脚一拎，踩到了长条板凳上，侧身半个屁股支撑住身体。这一套中国式动作相当地道。
辣椒上来，洋人挑了一大筷头放面里，呼噜呼噜地吃，头发里直往外冒热气。谢平遥也要了辣椒，以他的重口味，这个辣度也相当过硬。 下午再遇到小波罗，是在泰伯桥边的茶馆。谢平遥从南长街走到清名桥，有点累，在桥头石阶上坐下，远望一片冒烟的街巷，问当地人，说在烧窑。
多年前读过两句诗，记不清谁写的，“城南一望满窑烟，砖瓦烧来几百年”，好像说的就是这里。谢平遥捶捶脚背，起身往窑烟处走。随着河道绕，就来到泰伯桥上。桥边有临街茶馆，像吊脚楼一样伸出一个宽阔的平台，吃面的洋人斜倚着美人靠，正端着盖碗茶杯在喝茶，喝一口闭上眼，摇头晃脑地品味。
这种装模作样的动作谢平遥不喜欢。这些年见了不少洋鬼子，真傻的有，大智若愚的有，懵懵懂懂的有，这些都不讨厌，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装模作样的：要么刻意做出亲民的姿态，谦卑地与中国人同欢笑、骨子里头却傲慢和偏见得令人发指；要么特地模仿中国人的趣味和陋习，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让你在他的模仿中照见自己，曲折地鄙视和取笑你；还有就是小波罗这号人，一个观众没有，也一脸入戏的销魂表情。
因为看不上眼，反倒多看了一会儿。河道里船只往来如梭，卖布的，运丝的，贩菜的，拉砖的，赶路的，送客的；还有一支送亲归来的船队，每一支橹上都系着红绸布，喝红了脸的男人跟水边洗衣的妇人唱酸曲，被泼了一脖子水。
小波罗看着运河里的热闹咧开嘴大笑，笑完了继续喝茶。茶水喝光后，他把茶叶一片片捞出来，摊在美人靠上数。 在后来沿运河北上的时光里，谢平遥发现小波罗一直保持着数茶叶的习惯：要么是喝的时候数，看茶叶缓慢舒展开来，最后沉下去；要么喝过后捞出来数。
他喜欢喝中国茶的感觉，茶叶在碗里飘飘悠悠，那感觉差不多就是地老天荒吧。但这个细节在当时，被谢平遥归为了外国人的矫情。李赞奇问他对小波罗的感觉，他的回答已经相当节制了：人不坏，有点没正形。 李赞奇表示同意。
这家伙的确跟别的洋人不一样，中国人都未必能跟他吃到一个锅里。一个意大利人，吃点面就行了，他不，非要吃中国米饭和烧饼，还得顿顿辣椒。筷子都夹不稳，但坚持不用刀叉，说中国人才文明，吃饭用的是竹木，不像他们欧美人，上饭桌就手持一堆凶器。
“忍忍吧，”李赞奇说，“总比天天逼着你跟他一块儿吃西餐好吧。” “你们在说啥？”小波罗用意大利语问李赞奇，“是中国的悄悄话么？” “我们在说你的衣服很好看。”李赞奇说，“迪马克先生，从今天起，你得说英语了。
” “不好意思，谢先生，这就改。”小波罗改成了英语,“谢谢你们夸我衣服好看，我的辫子不好看吗？” “好看好看，”谢平遥说，“比我们的好看多了。” “那当然。假的再做得不如真的好看，那做假还有什么意义呢？
”小波罗把假辫子揪下来，捧在手里给他们俩看。油黑挺拔，比谢平遥和李赞奇两个人的辫子捆在一起还粗壮。 谢平遥撇撇嘴，用汉语对李赞奇说：“这么饶舌，真怕受不了。” “若是不痛快，”李赞奇压低声音，也用汉语说，“价就往高里要。
他们喜欢一锤子买卖。” “你们又背着我说什么呢？” “赞奇兄问我，迪马克先生是不是很帅。” “谢谢。”小波罗在床前鞠了个躬，“要是眼窝浅一点，鼻梁再低一些，头发不那么卷，我会更帅。” 第二天他们离开无锡城，往常州方向走。
他们，小波罗、谢平遥和邵常来。李赞奇留在锡蓝客栈，还得再养几天。拄着拐能动了，自己坐船回上海，回杭州也行，他老家在萧山。邵常来是小波罗在杭州雇的随从，二十八岁，个儿不高，但长了一副好肩膀，做过多年挑夫，是在杭州谋生的挑夫中的一员。
四川男人天生能做一手好菜，所以又兼了厨子。照李赞奇的说法，以小波罗偏僻的爱好，很可能邵常来首先是当厨子来雇的，顺带做挑夫。作为厨子水平如何，谢平遥不清楚，来不及吃他做的饭菜。昨晚到客栈，陪着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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