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儿子进屋去看，发现父亲坐在床上已经咽了气。父亲南方人的小个子在死前挺得直直的。跑船人的规矩，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那时候邵家也早已经在济宁落了户。 在邵家最年轻一代的邵星池看来，有故事可讲的祖宗里，高祖父最传奇。
一个四川挑夫，跑到杭州武林门码头当脚夫，据说还跟着一个洋鬼子，沿大运河从南到北一直走到京城。问题是，高祖父在船上干的是专职厨子。挑夫、厨子和水手，星池问秉义，我高祖他会说外国话吗？ “会个屁。听你爷爷说，到老了他说话全串了味儿，四川话、浙江话和山东话掺在一块儿，可能还有别地方的方言。
只有说梦话你才能搞清楚他是哪里人，纯正的四川话。” 邵家落脚济宁纯属意外。邵常来从北京南下，又回了杭州，脚夫不做了，厨子也不算他最拿手的，“一条水路走到底，老子去过北京城”，够了，一下子成了跑长途的抢手货。
那时候除了个别官船和商船，能京杭两头跑的只有漕船。江南的船一口气扎到清江浦的都不多，能到济宁的更少，再往北——算了，还是回去吧。邵常来的北方水上经验花钱也买不来，跑长途的船主争着抢着雇用他。开始还兼做厨子和杂务，越往后身价也抬上去了，邵常来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主体工作就是陪船主聊天，出谋划策，相当于船上的师爷。
为此邵常来蓄起了山羊胡子，端起了水烟袋。这个形象星池可以从父亲当宝贝收着的老照片里看到，照片里的高祖父已经老了，头顶瓜皮帽，戴一副圆框眼镜。某一年，秉义也是听他祖父说，他的曾祖父邵公常来跟随一条船往北走，到山东境内，反客为主，把船变成自己的了。
船主好赌，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同行的另一条商船上，跟那条船的船主和几个南来的商人推牌九，裤衩都输掉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船。他舍不得直接把船抵押给同行的船主，怕送出去再也收不回来，就找邵常来。 那时候邵常来手里还是很有一些钱的，聚了多年的跑船酬金，还有小波罗病逝后分到的钱（这一点秉义并不知情，在他的年代里，与外国人的交往早已经是忌讳，祖宗跟洋鬼子有染也不行）。
“反正你高祖父有不少钱，”秉义跟儿子说，“船主打了个很大的折扣，把船抵给你高祖父了。他觉得一旦咸鱼翻身，从你高祖父手里赎回来更容易。”原来的船主抵押了船，还过赌债，搭船回江南去卧薪尝胆了。过了徐州邵常来成了老板。
此行终点是济宁。卸完货，邵常来遣散水手，他决定留下来。他把船停靠进码头，开始招募当地水手，联系新的货运业务，同时给远在杭州的妻儿发电报，务必火速收拾，举家北上。他不想再回杭州，他担心前船主筹到赎金，把船再赎回去。
这个价他到哪里都买不到这样的船。 事情都做完了，他在甲板上躺下来。头顶上是蓝个莹莹的天，白云朵朵，他想起多年前跟随小波罗第一次来到济宁，那时候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如果那个雨夜没钻出来三个河盗，小波罗就不会死；小波罗不死，他的人生是否会是另一番样子呢？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罗盘。从站在武林门码头等活儿的时候开始，他就想有一条自己的船。现在有了。他想起了意大利人小波罗，保罗·迪马克先生。罗盘闪耀着金灿灿的光，邵常来不知道是天上的大太阳照的，还是泪水晃花了他的眼。
自邵公常来始，济宁邵家的船民生涯开篇了。 敬完鸡鱼肉蛋、点心和酒，烧过纸钱，放了报喜的鞭炮，父子俩给祖先们磕头。夹克姑娘在路边调整焦距和取景框，她要把这一组船民上坟图拍好，突然听见跪下来的老船民号啕大哭。
她放下相机。星池也没料到父亲跪下来后会如此悲痛，他在他身后抬起头，看见父亲撅着屁股，脑门捣蒜一样磕在石头、泥土和野草上。他能理解一个老同志面对祖宗的悲伤。他站起来，拍打膝盖上的尘土，点上一根中南海烟，等着父亲的哭声结束。
一根烟抽完了，父亲还跪在祖父的坟前不起来，屁股撅得更高了。父亲哭得如此悲伤和敬业，似乎耗费了半个身体的精力；他的左胳膊放在地上，脑袋支在胳膊上，整个人歪倒在那里。 “爸，差不多就行了。起来吧。” 秉义还在哭。
“爸，你怎么了？” 秉义还是哭。 星池走过去抓住父亲右胳膊，要把他扶起来。秉义甩脱他的手，“让我再哭一会儿。” 第二根烟抽完了，秉义还在哭。星池烦了，说：“爸，还有完没完？” 秉义直起腰，哭声停止，泪在脸上。
“邵家祖传的事业到我手里断了香火，你还不让我多哭一会儿？” “作为邵家跑船的终结者，那我的罪岂不更大了？” “你爸还没那么不通情理。”秉义用衣袖擦了把脸，“就是想起来锥心，舍不下。咱们家跑了一百多年船，运河上生，运河上死，活下来的，一个个熬成了把老骨头。
”秉义绕着两座矮一点没立碑的小坟转了一圈，决定给平辈的兄弟和晚辈的孩子也磕一个头。对不起祖宗，又何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和儿子。“你知道这河上，百年里有多少邵家的冤魂。” 那两座无碑坟，一座是秉义的哥哥思贤；一个是星池的哥哥臭臭，溺亡的时候五岁，还没来得及取大名。
那会儿还没有星池。 邵思贤死于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享年二十二岁。那时候一切公有，他们家的船被编入县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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