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在孙老师看来相当的轻佻，不像四十岁的中年男人该干的事，所以那天她在解答学生疑问时，抽空狠狠瞟了我几眼，觉得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挺讨厌。所以她一点都不想理我。所以，在我发现还有四个同学排队等她回答问题，决定先去个卫生间，然后又飞快地从卫生间回到教室门前时，她趁机提前溜走了。
她跟那四个同学说，非常对不起，有急事，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讨论。 对她的这种行为我也很生气。副教授也要为人师表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起码你得守信。我直接去了美术学院教务办公室，不是投诉，是打听她的电话号码。
教务员是个慈祥的老大姐，她说刚刚小孙交代了，凡索要联系方式者，一概坚拒。 “不是婉拒。”老大姐特地补充，“小孙的意思，坚决拒绝。”然后老大姐压低声音，附到我耳边，“年轻人，要有耐心。”把我当成求爱的了。
好吧。我说：“谢谢大姐，找到了一定请您吃糖。” 老大姐很潮地“欧耶”一声，“到时候可得给大姐双份啊。不要巧克力，只要上海的大白兔。” 我也回她“欧耶”。这都什么事。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后天孙宴临还有课，就不信抓不住你。
出了大学，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我说清江拖拉机厂和淮剧团，哪个近去哪个。司机就把我拉到了一品梅路4号。刚进淮剧团大门，工作人员一只胳膊挡在我面前。 “我找谢仰止。” “谢仰止？谁啊？”应该是门卫，用的是跟我祖父祖母一样的方言。
“退休演员。” “退休了我哪知道。” “唱过《樊梨花点兵》和《皮秀英四告》。” “这两出戏我也会唱。” “你们的退休职工，联系方式总该有吧？” 从大厅里走出来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人，跟我说办公室的人出去开会了，换个时间再来。
退休人员的联系方式在办公室那里。听说我找谢仰止，说：“老谢啊，去古虹桥边的周信芳故居找。这老家伙改唱麒派了。都天庙街隔壁。” 打车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两人在北京，吃过饭就往机器前一坐，雷打不动听周信芳。
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听得老两口摇头晃脑、摩拳擦掌。开始是唱片机，后来是转磁带的录音机，然后是影碟机，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单曲循环。《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听多了我都会唱了。
小学五年级，跟同学打赌，夏天晚上钻进北大，从未名湖博雅塔那头往翻尾鱼石处游。看谁先抓到鱼尾，输了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输了，就唱了《追韩信》经典的那段，从“我主爷起义在芒砀”到“撩袍端带我把金殿上”。
唱的时候心里还打鼓，担心顺不下来，过去只是听，从没试过。竟然没怎么走板就唱下来了。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着嗓子吼，唱完了再说话，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
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六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慰堂去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
都傍晚了，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一团叫好。 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说谢仰止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
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半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遛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麒派。
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五味杂陈地“老谢”呢。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 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大爷，大爷说，这就该来了。再问；应该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脚走，我堂伯后脚来了。
实在饿得心抖肝颤，那会儿天黑过好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仰止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戏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
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
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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