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有什么关系？我说，战争中没有平头百姓，人只分两种：活的和死的。 我们都老了。很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战争。我们缩在家里，看着战争穿过运河，从蛮子营的村口走，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在房东大嫂家租住了五年，我们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和院落。
战争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但这次不同，我一点躲掉的信心都没有。三十三年前我就知道日本兵是怎么一回事。联军里，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守纪律，比日军更吃苦耐劳，比日军更有执行力和战斗力；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残暴、更贪婪、更具有破坏力。
他们既然来了，就一定带着必死和必胜的决心。这民族像一根弹簧，要么温文谦恭，要拉就一下子扯到头，不给你活路也不给自己退路。 到五月份，一大早就有整齐的脚步声经过东岳庙。我还赖在床上。年纪大了觉少，天不亮就醒，醒了总要磨蹭一会儿再起，为的是看一看小孙女。
小丫头跟着我们老两口睡。 儿子娶了媳妇就单住了，其实就是一墙之隔。他们都觉得不必分家，我坚决要分，各过各的轻省。分家时我都没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身体里的意大利在作祟。这些年我已经充分地把自己中国化了：中国男人留辫子，我也留辫子；中国男人剪辫子，我也剪辫子；中国男人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我也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中国男人抽旱烟袋我也抽旱烟袋；我的筷子用得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差，吃鱼吐刺的功夫堪称一流；早就想不起来香槟、红酒、威士忌、啤酒是什么味儿了，我喝烧酒，吱儿一杯，吱儿又一杯。
我的话依然少，年龄越大嗓子越哑，别人继续叫我哑巴，但我会说几乎所有的中国话，只是写还有大问题。不过无妨，蛮子营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基本上都不识字。有一天如玉跟我说，老头子，你的鼻子怎么矮下去了？我照了镜子，果然没有年轻时高。
皮肤也成了古铜色，扒开皱纹，褶子里都是黑的。如玉走到镜子前，她还是那么白，比我更像一个白人。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前，上一次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如玉还为我们两个五官的差异焦虑。现在，我们俩惊奇地发现，镜子里的两个人如同兄妹。
我们的差异在无限地缩小，我们的面孔和表情在朝着同一个标准生长。中国人常说，多年的朋友成手足，多年的夫妻成兄妹。我总以为是指夫妻一起生活久了，产生了血缘一般不能分割的关系，原来还别有一层意指，即长相也在趋同，如兄妹对长辈相貌的遗传。
我和如玉抱在一起大笑。我说老婆子，你再也不必担心我是个洋鬼子了。如玉亲了我一下。 如果说这些年我对如玉有所改造，那就是成功地让一个中国女人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亲吻和拥抱。如玉说，中国夫妻除了在床上会有身体接触，下了床相互碰一下指头都是新鲜事；就算在床上，也只是在“干见不得人的事”时肌肤相亲，干完了，蜷进自己的被筒里，各睡各的；若是老得干不了“见不得人的事”，后半辈子就成了同性人，跟磁铁一样，同极相斥，再无肢体上的交流。
那天早上我醒了没起，支着上半身看小孙女。小丫头一到晚上就跑过来，爬到我们床上，睡在我和如玉中间。一直想要个孙女。前头有了两个孙子，儿媳妇又怀上了，一家人都希望是个女孩。想啥来啥，如玉和我开心坏了，恨不得每天把丫头揣兜里随身带着。
丫头和我们也亲。隔代遗传，丫头长得像我。人都说骆驼客的血统又回来了，哑巴好人有好报。我儿子长得像如玉。幸亏儿子像娘，要不那时候还真说不清。那天早上我醒了，和如玉一起看着孙女，听见整齐的脚步声往东岳庙方向去。
我说坏了，一定是日本人来了。 为什么就不会是中国人？如玉问。 靴子声。我说，共产党没这么好的鞋，国民党没这么齐。 我让如玉把像样的东西装进坛子，挖个坑埋好。明天通州城大集，我再去囤点吃的和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先把急着过河的两岸人渡过来渡过去，然后回家吃了早饭，赶着借来的毛驴去了城里。走之前再嘱咐如玉，一家人都别乱跑，尤其不能让儿媳妇和孩子出门。已经有个十几个日本兵的小分队在附近驻扎下来了。
早上我摆渡时，也渡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 船刚到对岸，我想歇歇抽袋烟，从树后面走过来四个穿军装的。走在最前头的挎着腰刀，裤腿塞在马靴里，个儿不高，挺着小肚子，仁丹胡子像张黑纸片贴在嘴唇上，牵着一条大狼狗，舌头吐出来有半尺长。
他对我叽哩哇啦说了一串。身后跟着的瘦猴是个翻译，翻译说：“太君说，呔，那个抽烟的中国人，站起来，大日本皇军要渡河。”我把烟灰磕掉，站起来去解缆绳。他们也把我看成中国人，这让我挺高兴；要不就冲那个仁丹胡子和点头哈腰的麻秆翻译，我肯定会告诉他们，船是人家的，我弄不了。
过河时，翻译问我，东岳庙灵不灵？我说，那得看你们求什么。他们没说求什么。 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我从城里回来，半道上遇到蕙嫂的孙子二蛋。十五岁的二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哑巴爷爷哑巴爷爷，每一个字都噎得伸长脖子，出出事了！
我问什么事。二蛋说，如如如玉奶奶被日本人的狗咬咬咬死了！我头脑嗡地响起来，右腿被坏掉的左腿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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