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等等。这些优劣完全背反的品质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他们照单全收，却又和谐地熔于一炉，装进同一个身体里。
战争分秒必争，半秒钟子弹出膛就是一条人命；但战争又无视时间，我们悬在半道上，每天都为铁路的修复焦虑，时间一天天就过去了。突然传来消息，前方的铁路线修不好了，暂时放弃北上，掉头回天津。我们都很意外，折腾了好几天，白干了。
而且刚刚又有一个公使馆的信使从北京来，十万火急地请求救援，说各个公使馆都被义和团围成了铁桶；因为义和团没事就朝公使馆投枪放炮，避难者成千上万人挤在一间安全的屋子里，想顺溜地喘口气都是件奢侈的事。报信的是个中国人，只有中国人在路上跑才可能有点安全保障。
前几天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了，再过两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会被一枪爆头，一切非国产的在当下的北京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信使气喘吁吁地跳下马，据说他的坐骑当时就倒毙在路边；一路狂奔，活活累死了。京津之间，所有电线杆都被义和团砍倒拔掉，电报线悉数切断，传送信息不得不回到马拉松时代。
我们要先回到杨村。回去也要重修铁路线，还得提防义和团冷不丁从哪个地方钻出来，一条铁轨隆起来，我们的火车就得停下来。 美国分队的指挥官麦卡拉上校负责修复铁路，我们跟随西摩尔的旗舰上校泽立科，把附近的义和团驱散。
他们盘踞在一个村庄里。我们先用九磅炮向村里发射三枚炮弹，泥土夯筑的房屋被炸毁，腾起一片烟尘。接下来进村。两小队的队长传下命令，冲着旗子找，见人就开火。插在村庄屋顶上的义和团旗子分两种，一是长方形的大旗，另一种是三角形的小旗。
后来我在中国北方见到很多个那样的村庄，他们把它称作圩子：整个村庄被一堵漫长的围墙圈在中间，进出只有固定的几扇门；倘若把几扇门都堵住了，即可瓮中捉鳖，一个人都跑不掉。但那天我们没法及时堵上圩子上东西南北的四扇门，冲进去后，义和团大部分跑光了。
队长重复西摩尔中将的指示：但凡发现藏有武器和铁路物资的房屋，一律就地焚毁。敌人且战且退，我们把火点着了，有人胳膊底下夹着顺手捎带的鸡鸭鹅和好东西，对着队长谄媚地笑，队长一挥手，看你们能耐了，带得走的就拿。
这是我们回到杨村前的最后一战。 下午，我们的火车回到杨村，停下，前面的铁路断了。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大家都怀疑仅靠义和团是干不了的。大卫说，用膝盖想都知道，中国的正规军肯定插手了。我问理由，他说这他妈还要理由么，别人长枪短炮地在你家院子里跑，就跟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你肯定不高兴，你哥肯定也不高兴，你爸你妈一定也不会高兴。
反正谁在我家这么搞，我们全家都不会放过他。可是他们得罪我们了啊，我说。如果哪一天他们在罗马得罪你了，或者在伦敦得罪我了，你再说这话我一定举双手赞成。大卫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挤扁了的烟，叼上嘴之前转了个方向递给我，他从口袋里又摸出一根，只剩下了烟头，他把烟头叼到嘴上。
我们点上火抽起来。大卫的话我相信。我想取一个中国名字，你给参谋一下。马费德，大卫说，想了想又摇头，还是不够中国。 马福德，对，你叫马福德。 6月18日下了一场大雨。所有落雨的地方都在欢呼。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旱早已让中国人拜了几千年的龙王失信于民。
我们没有欢呼，我们只有哀叹，晴天热得固然不舒服，阴雨天更加难受，草席顶棚根本挡不住雨，缝隙里滴滴答答往下漏。外面下大雨，车上下小雨，刚要睡着，刚聚拢的一颗大水滴砸到脸上，整个人都清醒了。只好移到车厢底下睡，滴水的情况缓解了，身下却更冷了，后半夜寒凉入骨。
天没亮就有人开始打喷嚏、咳嗽、流鼻涕。 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唯一跟好消息沾点边的，是德国军队从义和团手里抢过来四艘船，而这四艘平底船成了第二天我们离开此地的最重要的工具。廊坊之前的铁路断了，杨村之后的铁路也断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我们缺少转移的车辆。
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只能困死在这里。德国人在铁路桥上往天津方向巡逻，发现有艘中国平底船装着枕木，他们对平底船喊话，船夫不理，加速往前跑，德国人就开了火。不远处还停有几艘，一帮义和团民正往船上装运铁路物资。
德国军队一鼓作气，短兵相接，拿下了四艘平底船。十四名义和团民丢了性命。德国人在船上发现了潜水员用的武器、一面旗帜和义和团的红标牌。 离开此地势在必行，否则饮用水这一条就足以把我们打垮。口渴难耐，我们必须冲向混浊的河水；大雨把上游的泥沙、草木、人和动物的尸体都冲刷了下来。
上头分发了小木炭过滤器，每三人共用一个。但成分复杂的河水哪是区区一个小过滤器能滤干净的，很多人开始拉肚子，有的痢疾严重到根本提不上裤子。钻在我胳肢窝里睡觉的那个英国小伙子直接拉到了裤裆里，晾裤子时就光着下身走来走去。
没人笑话他，倒有几个羡慕的，多好，想拉了连裤子都不必脱，蹲下来就行。 指挥官传下消息：西摩尔中将主持召开了联军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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