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裹着，断了以后顺手就扔了，早不知道给哪个野孩子捡去玩了。红蜡确切是没错的，外面管子蜡封变色比较严重，里面那根细铁管的蜡封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大管子的材质他也不认识，灰头土脸的也长了锈斑沾了泥，没用的东西，就扔了。
周海阔让程诺把那封信拍成照片，用微信发给他。看完照片，周海阔又给程诺电话，让卖主接，他还有疑问。他觉得手杖里藏了这样一封信，肯定有蹊跷。他对卖主说，只要鉴定这封信是1900年的原件，他肯定要，价钱好说，但希望卖主能实话实说。
卖主是个一急就结巴的汉子，年近半百还没有学会说谎，让他说实话，他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分流畅地把隐瞒的细节全说了出来。 手杖不是挖地基挖出来的。假古董仿制的宣德炉事件之后，运河边的人能动的都动起来了，卖主是其中之一，他混在求财若渴的人群里也起早贪黑地到处挖。
别人怎么挖，他就怎么挖。别人说，河道附近的低洼处有戏，因为那种地方很可能是几十乃至上百年前的河道或者支流；别人的确也在类似的地方挖出了东西，他也在那里挖。挖到了手杖。手杖的确被他扔了，因为担心上头下来查。
别人不说他也知道，乱挖文物是犯法的，他不能把罪证留在手里。但除了蜡封的这封信外，手杖上他还取下了一个东西，把手上的玉。 “玉呢？”周海阔问。 “卖了，”卖主说，“这阵子走乡串巷的古董贩子碰破脸，出高价买了去。
” “多少？” “两千。他给一千五，我说不行，必须得加加加五百，我就赢赢赢了。”一激动又结巴了。 周海阔笑了，真是个淳朴的大哥。“信为什么不卖给他？” “狗日的不要。一张破纸，他说非让买，看在玉的面子上，一张老人头。
” “一百？” “狗日的说这都多给了我九十。我没卖。没文化么。人家说，你们是文化人，我我就来来了。” “要多少？” “五五百。” 周海阔都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好，电话给我同事。”周海阔听到程诺的声音后，说，“拿下。
给他八百。” “周总——” “来回坐车要花钱，还得让人家吃顿午饭嘛。” “我是说，真假问题。” “放心，那纸张和字迹，要作假，成本比这高得多。找个手艺好的装裱师傅，放在罗盘空下的那个位置。是个好东西。
” 那封装裱好的信我还溜了一眼。因为不认识意大利语，也就溜了一眼而已，连Ma Fude都没注意。“胡老师，您知道马福德？” “我太姥爷就叫马福德。听我父亲说，也是个瘸子。而且，不是汉人的长相。但我父亲说，大家都说我太姥爷是西北来的骆驼客，胡人。
”胡老师把手机里的相册打开，找出母亲和姐姐的照片让周海阔看。“我母亲说，她和我姐长得都像我太姥爷。” 周海阔仔细看过照片，又把手机放远处再看，“胡老师，我在意大利只待了一年，眼光未必准。远看，凭感觉啊，您要不告诉我这是令堂和姐姐，我真以为是意大利人。
仔细推敲，又没那么像，汉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再听听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他把手机传给我。 我跟周海阔的感觉大致差不离，娘儿俩像中西混血。宴临和邵秉义也这么看。邵星池说：“哎呀胡老师，您肯定有海外关系。
” 胡老师沉默不语。足足一分半钟，他对周海阔说：“周先生，能否麻烦您帮我翻译一下这封信，一个字都别漏下。” 可翻译得再具体生动也没有意义，有效信息之于胡老师，不比我们多半个。“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他把这三个字像怪味糖一样在舌头上颠动，突然停下来，右手拍一下脑门。我们听见响亮的一声。一桌子人都伸长脖子。即便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我们也知道，如此诡异的联系必有一篇大文章可作。 “我母亲原名马思意。
”胡老师幽幽地说，眼睛盯着窗外在风雨里舞动的竹林。“思念的思，意大利的意。到晚年，她坚持改回来。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母亲叫马思艺。”我们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伸累了，正打算缩回来，胡老师又说，“明白了。胡念之。
胡念之。我叫胡念之。”他的表情开始悲伤，越来越悲伤，再悲伤下去很可能流出泪来。 我们才知道胡老师叫胡念之。我们好像也跟着明白了：思之，念之，之是谁？意大利？意大利人马福德？我们的脖子越伸越长。反正我的智商有点跟不上。
“令堂没跟您说过意大利的事？” “从来没有。” “也许令堂也跟您一样，直觉到某种联系，只是难以坐实？” 胡老师摘下眼镜用餐巾布一遍遍擦。 “可是，”宴临说，“要从一个预设的结果牵强附会地往回找，上帝就坐在我们身边这件事，也一定能够论证出来。
这相当于有罪推定。” 胡老师的表情收回来，恢复了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脸。“孙老师提醒得及时，”他戴上眼镜，尴尬地笑笑，“刚才我太入戏了。抱歉，这问题困扰了我太长时间。”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孙老师和胡老师的突然清醒，就彻底推翻这种可能性。
“假定——我是说假定啊。”邵星池说，“假定这位写信的马福德就是胡老师的太姥爷马福德，那这个手杖是怎么一回事呢？谁的手杖？这封信写完后，应该早就寄走了啊。如果在意大利，那地方叫啥？对，维罗纳。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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