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孩子，在门阀观念和最龌龊、最狭隘的虚荣心逼迫下结了一门不幸的婚姻，而你又是这门亲事唯一的，也是极不自然的结果。”
“你的话很难听，可我并不计较，”孟可司嘲弄地笑了笑，插嘴说，“你知道情况，这对我也就足够了。”
“可我还了解到，”老绅士继续说道，“那一场阴差阳错的结合带来的是灾难、慢性折磨、无休止的苦恼。我知道那不幸的一对各自套着沉重的枷锁，度日如年，过得是何等的厌倦，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知道，冷冰冰的表面关系是如何变成公开的辱骂，冷淡如何让位于厌恶，厌恶又变成仇恨，仇恨再变成诅咒，直到最后终于把那条响当当的锁链扯断，各奔东西，彼此都带着一截可恨的链条，那一锁链只有死亡才能斩断，两个人都强装出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想的是换一个环境，不让别人看见这个链条。你母亲大功告成，很快就忘掉了。可是过了多少年，那东西仍在你父亲心里生锈、腐烂。”
“对了，他们分居了，”孟可司说道，“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分居了一个时期，”布朗罗先生回答。“你母亲在欧洲大陆纵情享乐，完全把足足小她十岁的年轻丈夫给忘了，而你父亲眼看前途无望，一直在国内徘徊不定，结交了一班新朋友。最低限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孟可司说着，将目光转向一边，一只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摆出一副概不认账的样子。“我不知道。”
“你的态度和你的所作所为一样使我确信，你非但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始终耿耿于怀，”布朗罗先生回答，“我说的是十五年以前，当时你不过十一岁，而你父亲只有三十一岁——我重复一遍，他奉父命结婚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你是要我重提那些使你父亲的名声蒙上阴影的事情呢，还是不用我说，你自己将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孟可司答道，“只要你愿意，只管说你的。”
“当时，那班新朋友中，”布朗罗先生说道，“有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他妻子大约半年以前去世了，丢下两个孩子——在早还有几个，但幸而只有两个，都是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九岁姑娘，另一个小丫头只有三两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孟可司问。
“他们住在乡下，”布朗罗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句插话，“你父亲在仿徨中也到了那一带，在那儿住下来。结果，双方很快就从相识、接近直到产生友谊。你父亲的天赋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们姐弟俩在气度和长相上都很像。老军官对他日益加深了解，也越来越喜欢他了。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就好了。那个大女儿也和父亲一样越来越喜欢他。”
老绅士顿了一下，他见孟可司咬着嘴唇，两眼盯住地板，便立即往下说道：
“到年底，他和那个女儿订下了婚约，订下了庄严的婚约，赢得了那个纯洁无瑕的姑娘的芳心，那是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挚而火热的爱情。”
“你的故事还真够长的。”孟可司烦躁地在椅子上折腾着，说道。
“这个真实的故事充满忧伤、苦难和不幸，年轻人，”布朗罗先生回答，“这类故事通常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单纯快乐美满的故事，那就很短。后来，你家的一个富贵亲戚过世了，当初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利益和地位，拿你父亲当了牺牲品，跟其他人经常碰到的情况一样——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子——为了弥补他一手造成的不幸，他给你父亲留下了他自认为能够消除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钱。你父亲必须即刻赶往罗马，那人本来是到罗马去养病，哪知死在那儿了，他的事情顿时一团糟。你父亲去了，在当地得了一种绝症。消息一传到巴黎，你母亲就带着你跟去了，她到的那一天，你父亲就死了，没有留下遗嘱——没有遗嘱——于是全部财产落入你们母子的手中。”
故事讲到这里，孟可司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尽管眼睛没有正对着说话的人。布朗罗先生打住话头，孟可司换了一个姿势，擦了擦发烫的脸和手，一个人骤然间如释重负就是这个样子。
“他出国以前路过伦敦，”布朗罗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的脸，缓缓地说，“他来找过我。”
“这我没听说过。”孟可司插了一句，口气中本想表示此话不可信，却反而表明他更多的是感到一阵不愉快的惊奇。
“他来找过我，留下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幅画像——他亲笔画的一幅肖像——那个可怜的姑娘的肖像，他不愿意把画丢在家里，但旅途匆匆，又没法带在身边。焦虑悔恨之下，他瘦得形销骨立。他心神不定，语无伦次，谈到了他自己造成的祸患与耻辱，向我吐露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全部财产变卖成现钱，只等办好手续，将新近所得的一部分遗产授予你们母子，从此离开英国——我完全估计到了，他不会只身出走——永不回来。我虽然是他的老朋友，我们的情义已经深深植根于这一片大地，这里安葬着一个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最亲爱的人——甚至于对我，他也没有进一步倾吐衷肠，只答应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我，并表示事后还会来看我，作为在世的最后一次，啊！那本身就是最后一次。我没有收到信，也再没有见到他。”
“等到一切都结束了，”布朗罗先生略微顿了一下，说道，“我到他结下那笔孽债的地方去了——我可以用世人通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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