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完毕再慢慢叙旧。三天以后，他们在东京的一家饭馆见面了。
这次会面，距悠悠馆事件已经十五年了。
策太郎感慨地说：“岁月如流，可是看来，您的容颜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我啊，其实早就变老了。托您的福，咱们分别之后，我没有多大变化。”张绍光微笑着说。
从前，张绍光的脸总像是蒙上一层暗淡虚无的阴翳，现在看来，他脸上的阴影少多了。不，几乎可以说是看不到了。从外表看，他的容貌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得多。这也许是阴影消失了的缘故吧。
策太郎将当年自己被关在吉祥二条胡同的黑暗大厅里，隔着屏风偷听到他和李涛二人对话的事告诉了张绍光。
“哦！这件事我倒是初次听说。这么说，那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是了解了。”
“嗯。托您的福。如果我不是在被关押期间听到了您们讲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哦，当时的那些人，以后的情况如何？”
“那两个人在一块儿了。”
“那两个人是谁？”
“李涛和王丽英。”
“嗯？……他们在一块了？……”
现在的策太郎，已经是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的父亲了。可是，听到王丽英己经结婚的消息后，他内心多少有些不平静。按王丽英的年龄，她早就该结婚了。不过，从策太郎出于自私心理，却希望王丽英一辈子过独身生活，既然她投身革命，就该如此。
“他们不仅结了婚，而且还成了大富翁了。”张绍光说，“他们经商嫌了一大笔钱。其实，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钱……嗯……现在住在香港，过着豪华的生活……”
“哦，是这样！我还以为他们既然是革命家，大概是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的吧……”
“真正在枪林弹雨、在危险的环境里生活的倒是芳兰……您还记得吧？那个在文保泰家中当侍女的姑娘……她是很惨的。她没能冲出枪林弹雨的战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已经与世长辞了……”
“哦！……是那个芳兰呀！……”
“我曾见到过一个和芳兰很熟悉的人，了解到她牺牲的情况。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平素工作极其认真，凡是危险的事，她都抢着干。
“那么，她不是自寻死路吗？比如说悠悠馆发生的事。”
当时，芳兰是用自己设计的扳机和毒剑，系在透明的细绳上，拉开水泥盖，使毒剑飞射出去，杀死文保泰的。虽说，当时是那个革命集团进行的谋杀，实际上，几乎都是芳兰亲手做的。这样一来，她不成了杀人犯了？难道她投有考虑过吗？当然考虑过的。但是为了革命，她情愿牺牲自己。对这件事，张绍光是如此评价的：
“其实，当时在她思想里，并没有认为杀死文保泰是犯罪行为。文保泰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的爪牙，是坏蛋啊！在芳兰心目中，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事业，应当为革命筹划经费……正因为这样，她才一心一意地要杀死文保泰。这种信念使她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时，正是袁世凯残酷镇压国民党人的时代。他们在上海杀害了宋教仁。芳兰也是在上海惨遭毒手、饮弹而亡的。”
清朝灭亡之后，宋教仁是反对侵吞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的最强有力的中心人物。他和日本人北一辉【注】有过深交。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一书中，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角不是孙文，而是宋教仁。宋教仁强烈反对袁世凯，故此在上海遭到暗杀。共和国成立不久，芳兰也遭了毒手。她死得太早了。
【注】(1883年——1937年)日本的右翼政论家，曾支持日本军人发动政变未遂被处死——译者注
“真可怜啊！”张绍光说，“芳兰不是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长的，但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不是那种夸夸其谈大讲革命道理的人。然而，为了革命，她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去杀人。同她相比，李涛之流，只不过是写写革命的剧本罢了。”
“他终于脱离革命阵营，捞钱发财去了。”
“他只是口头革命派，不，一开始，他们是不是真的置身于革命，还是个问题呢……哎，我倒想问问，当初和您一块把那笔收买用的巨款运到悠悠馆的日本人，后来怎么样了？”
张绍光转变了话题。
“他呀，他发财了。在美国呢……前几年偶然在洛杉矶碰见他。他和李涛一样，也过着豪华的生活呢……真令人吃惊啊！”
“其实，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吃惊的，这类人，大概都有赚钱的本领吧！不管做什么，都是从金钱出发的……土井先生，您在北京吉祥二条胡同的黑房里，已经听过我对悠悠馆事件的分析和推断了……当时，我还煞有介事地用图解的方式说明那个事件发生的经过。现在担想，真是令人汗颜啊！当时我的确是想说明事件的真相。”
“真相我也早已明白了。当时我在屏风背后偷偷地听了您的分析，一点一滴都讲得很透彻，把‘谜’解剖得很出色，我脑子里一点疑问也没有了。”
“然而，并非如此。”张绍光微笑了。
在促膝谈心的过程中，策太郎感到张绍光的容貌丝毫没变，但言谈举止却与往昔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张绍光，性情乖僻，对一切都采取旁观的态度，现在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有事业心的人，他稳重沉着，在这个世界上已深深扎了根，真令人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
“您说并非如此，又是什么意思？”策太郎问。
“我能够解释清楚的……”张绍光回答说。
“仅仅是文保泰事件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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