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受到惩罚。……”
对这位饶舌的马科维列的开战演说，反对派古拉德斯顿作了以下的反驳：“……其原因是我从不知道也不理解如此不义的战争、如此遗臭万年的战争。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绅士，刚才谈到在广州光荣飘扬的英国国旗。其实这面旗子是为了保护禁品的走私而飘扬的。如果这面旗子现在要像过去那样在中国的沿海飘扬，我们看到它都不禁感到恐怖和战栗。……”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赞成的二百七十一票，反对的二百六十二票，以九票之差通过了军费支出案。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像塞维尔教授这些代表英国良心的人们，仰天长叹：“英国的国旗终于遭到玷污。今后我们看到它也不再热血沸腾了。”
查顿和马地臣之流举杯庆贺：“为英国的新领土香港和舟山干杯！”
乔治?义律旧译懿律，以示和查理?义律区别。少将被委命为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大使。这位五十六岁的海军军官是商务监督官查理?义律的堂兄。查理?义律也被授予了全权副使的头衔。三十九岁的堂弟义律跟他的堂兄的关系并不妙，两人在鸦片战争中经常争吵。
远征军的舰队越过印度洋，开往新加坡。
五月三十日，集结在新加坡的主力向中国进发。道光十九年的除夕（阳历二月二日），英国政府决定出兵。但广州却谣传义律被解职，决定由前东印度公司大班、七十岁高龄的斯特温顿旧译士当东。（实际斯特温顿当时不过五十九岁）接任。这个谣传来源于《广州纪录》上刊载的一段未署名的报道：“据伦敦的报纸报道，乔治?斯特温顿将出任派往中国的特使。这消息令人遗憾。他是茶叶就是一切的时代的人物，眼中并无国家的荣誉。……”
从这篇稿子里可以看出，在中国的英国人对斯特温顿并无好感。原因是他是“反对鸦片联盟”的成员。
可是，一八四年四月他在下院所作的报告中却充满了矛盾。他说，我比任何议员都强烈反对鸦片贸易。但又说，这是正当而合理的战争，我支持政府。
斯特温顿将接任义律的传说，最后证实是一派谣言。
林则徐日记中记载，他听到义律将解任的消息后，认为是义律的不法行为违反了女皇的意愿。可以想见，他看了塞维尔的论文等资料，显然过于看重了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
阴历十二月初，林则徐身体不适，头痛臂痛，曾请苏州名医杜某诊治。这在他的日记中亦可散见。
十二月二十二日（阳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通知。虽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现在由两江改调两广，等于是降格。拿薪俸来说，两江总督的养廉为一万八千两，而两广总督仅为一万五千两。至于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体似乎复康。大概是与前总督邓廷桢交接事务，忙得顾不上身体有病了。这一年的除夕“大风微雨”，天气不佳。日记的结尾写道：“甚忙碌也。”可见公务十分繁忙。
林则徐就是这样迎来了决定他命运的道光二十年。
林则徐日记缺这个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阳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估计不是没写，而是散佚了。
5
前面我经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听到的官职名称和不太熟悉的制度。我认为日本的读者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不会有很多储备知识，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说明，也许大家感到有点厌烦。
不过，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异的地方，以免读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历史背景，简单地套用到这部小说上。
首先，中国不曾存在过世袭身份制度。
日本的士农工商的身份是作为世袭而固定下来的。武士的儿子一定成为武士，农民的孩子不管其剑术多么高超，也不可能成为武士。
中国在制度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虽出身于农民家庭，只要通过科举，可以当官，也可以成为军人。当然，农民的孩子绝大多数还是务农。前面出现的驻守官涌的副将陈连陞，在鸦片战争中，他与儿子一起战死在沙角炮台。他们父子都是军人。关天培的儿子也是军人，林则徐的孩子们也都当了高级官吏。
这是环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强制的。贫苦农民因为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很难当官。中国的通俗小说和戏剧中，很多故事都是说贫苦青年刻苦用功，科举及第，当上大官，得到美妻。
也有人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前面提到的疍民、乐户和佃民等。但从全国的人口来看，他们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有人认为，大致来说，过去的中国只存在士大夫和非士大夫两个阶层，即读书人和非读书人。但这绝不是世袭的阶层。
日本有着严格的世袭身份制度，绝不能以此来类推当时的中国。
其次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在传统上重文轻武。
日本是尚武的国家，武士统治国家的时期很长。中国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国家，录用官吏的考试也要求有诗文方面的文学修养。
小规模的战争姑且不说，凡是涉及国家命运的大战争，一般都任命文官为总指挥。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武官当大战争总司令的，恐怕只有宋代的岳飞和现代的蒋介石。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是医生出身的孙文；中国共产党也是由文的毛泽东来总指挥，其地位在武的朱德之上。
这是彻底的文官控制制。穿军服的历来受到冷遇。
在清代，同级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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