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
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
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
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
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
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
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
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
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
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
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入，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
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
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
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
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
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
“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
龙山文化和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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