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3
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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