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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
《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
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
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
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
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
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
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
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
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
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
——有狱。
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
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
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
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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