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于是成了七雄相争的局面。不言而喻，竞争非常白热化。为了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获胜，诸侯们都在积极地网罗着有能力的人才。
诸子百家的人们也在寻找着赏识自己才能的诸侯。既有想出人头地的人，也有为实现理想的、豪言要兼善天下等等的自负的人。
孟子准备了数十辆车，带着他的几百个弟子，游历各诸侯国。而他自己的决定虽是成为诸侯之师，却没有入仕的想法。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是个民本主义者。孔子在社稷之上列了上天，孟子则列了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认为，君主的地位不应比前二者高，一旦失德就不再拥有君主的资格。齐宣王询问他关于周武王讨伐君主殷纣王这件事，他答道，损坏仁义的人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武王诛灭的不是君主，而是区区一介匹夫。这正是容忍革命的思想。
滞留齐国的时候，孟子如果想提什么建议，就直接去齐宣王那里，从来没有被齐宣王宣召过。如果齐宣王想向孟子了解些事情，就得亲自去往孟子的所在。有一次，齐宣王以生病不能前去造访为理由，想请孟子前来宫殿，于是派使者前去。孟子也正好有事情想对齐宣王说，正要赶往宫殿。当他一听到使者的传话，就说“我也病了”，拒绝参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孟子认定自己的理想不能通过齐宣王来实现，于是离去。
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
——无恒产者无恒心。
意思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财产，人心也不会安定。他认为，让人们有恒心的是政治，因此经济非常重要。所以，孟子的儒不是唯心论。
魏文侯也热衷于广集人才，据说他自己就师从于孔子的高弟子夏，学习学问。子夏的门人李克、西门豹、段干木等人在魏国，调节谷价，修筑灌溉工程。当时凡是参与经济、法律、产业实务的人都被归类为“法家”，而这些人虽然出自儒家的门第，但可以说一半是法家。同样仕于魏的吴起也曾是儒家曾子的门人，但被逐出门墙，原因是他不为母服丧。吴起贪财、好色，甚至杀妻，但却善于用兵，曾攻陷了秦的五座城池。吴起当然被归类为“兵家”。
说起兵家，春秋晚期仕于吴的孙武因其著作《孙子》享誉世界。他的子孙孙膑和吴起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也有著作传世。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兵家著作于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的汉代古墓中，于是人们得知被称为《孙子》的著作实际上共有两部。
齐国国都临淄周围的城墙有十三个门，西边的稷门旁列着许多大宅子，这些是用来招待天下的学者并请他们在此居住的。学者们并不一定要就职，可以只是自由地研究、讨论，并享受大臣或者其副职级别的薪水，这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流向他国而采取的举措。世人称这些人为“稷下学士”。《史记》列举的稷下学士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持道家老庄思想的人很多。信奉老庄思想的人中，大体上很少有做官的才对。恐怕稷下学士也是鱼龙混杂。
稷下的学术总管最初是淳于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是个无法进行归类、让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齐威王对他言听计从。一般认为荀子是稷下最后的学术总管，虽然被归类为儒家，但他主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天性本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后天的环境和习惯导致不善，所以要努力把这些负面因素排除。荀子正好相反，认为人性本恶，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圣人。二者在后天努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荀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叫做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学派消失了，未能流传下来。争论用的辩论术也就是论理学开始盛行，而论理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名家”。持“白马非马说”的公孙龙就是其中代表，他向赵惠王主张兼爱，所以本应属于墨家。任何学派都不得不尽力要在争论中胜出，所以论理学的专家“名家”经常门庭若市。
3
性善说和性恶说都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法律来规制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国家变得富强的就是法家。
秦起用的公孙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因为功绩而被封于商地，所以又称商鞅。他成为秦的大臣是在秦孝公十年（前352）。在商鞅实行政治改革后，落后的秦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以法律束缚所有的事情正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严刑峻法的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对国家来说，统治则变得异常容易。
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密告会得到奖励，反之，如果邻保中有坏人而不告发，五家的人就会因这一个理由被全部斩首。此外，分家也成了义务。一家如果有两名以上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税金加倍。人们于是不得不分家，分了家就要开垦新的土地，故此这项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开垦。阶级制度也更为明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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