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力求振兴，悉改前制，欲求不受他国辖制。唯未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唇齿之势，自与他国有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国政府，协力默允，极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国大臣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有未适他国之处，望贵国派兵舰相助，以期妥当，是深景仰贵国者也。”
显然，这是一封要求派遣舰队的信件。袁世凯不失时机，立刻用电报报告李鸿章。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向驻彼得堡公使刘瑞芬发出训令。
英俄公使一年前由曾纪泽换为刘瑞芬，虽是兼驻英、俄两国，但这一时期清廷同俄国在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多，所以，公使驻在彼得堡的时间要比在伦敦的多。
刘瑞芬亲自向俄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请俄国政府不要受理来自朝鲜的书函，如果难以拒绝受理，则请拒绝派遣军舰。”
俄国外交部保证说：“俄国政府未曾受理过朝鲜政府的任何书函，将来亦不准备受理。”
袁世凯要求派兵，但李鸿章不同意。北洋舰队运输数千兵卒，要耗费大量军费，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军费。预算被西太后的豪奢生活所挥霍，所剩无几，与其用来威吓朝鲜，不如去欧洲订购军舰。
在汉城，袁世凯拿出证据，威吓朝鲜宫廷：“天兵不日来朝鲜问罪！”
八月十四日，袁世凯集合朝鲜文武官员，做了一通演讲。
朝鲜方面声称书函为不法之徒伪造，政府事先不曾知晓。
那么，不法之徒是何人呢？不得不付出牺牲者，否则难以了结。于是，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被投进牢狱。而闵泳翊则悄悄去了香港，他不在，便找不到另一个证人了。
李鸿章没有派兵，但是派陈允颐去朝鲜同袁世凯联系，并且让丁汝昌出动舰队到仁川海面。
朝鲜政府的第二次靠拢俄国，重蹈了第一次的覆辙，也自消自灭了。
李鸿章向朝鲜政府保证：“中国决不在朝鲜设置‘监国’。”一国的宰相作了保证，朝鲜方面也就放心了。于是，朝鲜政府派外署督办徐相雨去北京，向北洋大臣和礼部表示“朝鲜无异志”，这样便给了清政府面子。
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澂。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过：“日本国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处处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并不大，可用它威慑却最适合。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做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袁世凯掌握着，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事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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