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李鸿章发电报给派遣军，命令做好撤退准备，是在双方会谈当中的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场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的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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