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局决定以五年为限禁止孙文入境，此一命令公布之时是重阳起义的翌年三月四日。当时孙文已从日本移居夏威夷。
一九○○年七月，孙文从新加坡搭“佐渡丸”抵香港，此时他的驱逐令仍在有效期间。香港当局获知此船载着孙文，便在船只下锚之际同时发出禁止其上岸的通知。
伦敦国家档案局中，保存有香港总督卜力与本国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兼外相之间的电报往来记录。如今已逾保密期限，这些档案全部对外公开。
根据这批档案，可知卜力总督原本打算准许孙文上岸。另外，孙文所搭的“佐渡丸”和李鸿章所搭的招商局安平号约在同一时间停泊在香港。香港总督向上级请求指示，是否可对两人在香港会面商谈合作事宜不加干涉？此一电报的日期是在“佐渡丸”驶离新加坡的七月十二日当天。
索尔兹伯里在七月十四日的电报中答以“不可”。因此，孙文便未获准在香港上岸。
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有让人感兴趣的一份兵库县知事的报告。该文件的文号是七月二十五日的“兵发秘字第四一○号”。内容是前一天（七月二十四日）搭“佐渡丸”抵神户的孙文和友人谈话的概要。
根据这些文献，可知香港总督在背后怂恿李鸿章，说大清国当今的时局正有利于两广（广东、广西）脱离清朝独立，要李鸿章聘孙文为顾问，乘机取得政权。对此，李鸿章答以今后将观察时局之趋势再慢慢决定。孙文则对来客说，香港总督的胆识着眼于将两广划入英国势力范围，而李鸿章则只在香港停留一晚便又乘船北上，使香港的外国人圈子感到非常失望。
事实上，在索尔兹伯里首相坚持光荣的孤立主义之情况下，也难怪李、孙二人的合作未能获得英国的支持。两年后的日英同盟亦是在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成为外相之后方才有实现的可能。
李鸿章是在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搭招商局的安平号去香港，隔天的十八日便出发赴上海。
在香港仪仗队的列队欢迎及十七响礼炮之下，李上岸礼貌性地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他在香港仅停留了一晚。
孙文等人所搭的“佐渡丸”在七月十六日抵香港，于二十日朝日本驶去。
孙文和李鸿章在香港停留的日期相重叠，但两人并未碰面。孙文当时尚未获解除入境限制。
在“佐渡丸”上，孙文等人召开了会议讨论下次的起义行动。
“情势并不差。起义地点选在惠州，弼臣（郑士良）对惠州了如指掌。那一带的会党也与他相熟。在广州则由史坚如和邓荫南做呼应。民政之事就交给毕永年吧！”
孙文分配了任务给众人。
至于起义的日期，则由宫崎滔天提出立刻发难的意见。
“这种事一想到就得立即进行。”
宫崎坚持立刻发难的论调。
“那么要如何暗中通过那个呢？”
孙文指着海上一艘像是炮舰的身影，用英语如此说道。
“佐渡丸”的近处不仅有大清国的炮舰，尚有许多埋伏在暗中的密探。
“嗯，终究还是得从长计议吗？”
宫崎滔天仰望着天空。
要说心急，孙文可跟宫崎同样没有耐性。
在起义地点的惠州，郑士良已在三洲田这地方建立好一处基地。该地就在现今的经济特区深圳附近，离被称为海贼窟的大鹏湾也不远。
在该基地已经集结以会党为主的六百名人员，随时可揭竿起兵。然而，因准备的时机过早，结果发生粮食不足的状况，导致仅留存八十人，其余皆潜伏至附近的农村里头。
为了保密，有时会暂时拘留在附近出没的樵夫和牧人，不料这样反倒产生此处聚集了几千几万名军队的流言。
三洲田的众同志等得极不耐烦。
在希望尽早起义这一点上，孙文决不落于人后。但他还是返回了日本，雌伏约一个月之久。
八月二十二日，孙文悄悄从横滨搭上赴上海的船只。然而，最后还是得搭九月一日的船从上海又折回日本。因为就在孙文离开横滨的那天，有“自立军”这支叛军起义失败，其干部唐才常等十一人即日在武昌遭处决。以西太后为首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权贵们全逃离北京，往西安亡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乱事扩大，对自立军相关人员采取了逮捕即处决的非常手段。
倘若叛军有后援，则此援军必当经过上海或广州。孙文已经在上海登陆，但看到上海的警戒程度超乎想象，不禁大吃一惊。
——台湾！
宫崎简单地写下这二字。
凡知道起义重点者，光看到这地名便够了。
这是只有干部才知晓的极机密计划。计划概要是突然宣布南方六省独立，并期待全国各地能响应之。
五年前的起义是在广州点火，但火未燃起而告失败。从这次失败之中必须学得一些教训。
孙文并非坚持要在自己的出身地广东进行起义。确实广东是熟知之地，人脉也广，但也并非一定要在此地。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也数次提道：
——离中原太远。
只要能让火烧起来，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火都无妨，未必就一定要选广东。最好是一处能安心准备燃料的地方。
那就选在清朝官府鞭长莫及之处。香港也可以，但该地在传统上又有间谍活动盛行。最好的地方还是台湾。更何况，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孙文等人的运动似乎又能理解。
当然，儿玉和后藤之所以支持孙文，还是着眼于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的考虑。
日本初次获得台湾这块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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