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血统，在法国有一些家务要求他在海峡两岸往来奔波。至于是什么家务，因为关系到他某些亲友的利益他宁死也不肯透露。而他们从这位小姐那儿逼出来的、受到歪曲的证词其实毫无意义（诸位已经看到她提供证词时所受到的痛苦），那不过是像这样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间小小的殷勤礼貌的活动而已——只有对华盛顿的提法例外，那话很出格，很狂妄，可也只能看作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政府竟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畏惧心理做文章来进行压制，树立威信（检察长先生对此曾大加渲染），那恐怕只会成为政府的一种弱点。可惜这种做法除了证词那邪恶的不光彩的性质只会歪曲这类案件的形象之外全无根据。它只能使我国的国事审判里充满了这类案件。他才说到这儿，法官已板起面孔，好像这话纯属无稽之谈，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对这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耳不闻。
然后斯特莱佛先生要求他的几个证人出席作了证。再以后克朗彻先生便听见副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佛先生为陪审团剪裁的衣服整个儿地翻了过来；他表示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估计的还要好一百倍，而囚犯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发言，他把这件衣服时而翻了过来，时而又翻了过去，总而言之，肯定是把它整个儿重新剪裁了一次，做成了一件给囚犯穿的尸衣。
现在，陪审团开始考虑案情，大苍蝇又发出嗡嗡之声。
即使在这样的波澜起伏的情况之下，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仍然没有挪一挪身子，或改一改态度。在他那学识渊博的朋友斯特莱佛整理着面前的文件、跟他身边的人低声交谈，而且不时焦灼地望望陪审团的时候；在所有的观众都多少走动走动、另行组成谈话圈子的时候；甚至在连我们的检察官也离开了座位，在台上缓缓地踱来踱去，未必不使观众怀疑他很紧张的时候，这位先生仍然靠在椅背上没有动。他那拉开的律师长袍一半敞着，零乱的假发还是脱下后随手扣上的样子。他双手抄在口袋里，两眼仍然像那一整天那样死死盯住天花板。他有一种特别马虎的神态，不但看去显得不受人尊重，而且大大降低了他跟囚犯之间毫无疑问的相似程度（刚才大家把他俩做比较时，他暂时的认真态度曾强化了相似的印象），因此许多观众现在都注意到了他，并交换意见说他们刚才怎么会认为他们俩那么相像呢。克朗彻先生对他身边的人就是这样说的。他还说，“我可以用半个金币打赌，这人是得不到法律工作做的。他那副模样就不像，是么？”
然而这位卡尔顿先生所注意到的现场细节却比表面看去要多一些，因为这时曼内特小姐的头耷拉到了她爸爸胸口上，而这事竟被他第一个看到了，并且清清楚楚地说：“长官，注意一下那位小姐。帮助那位先生扶她出去。你还看不出她快要昏倒了么！”
在那姑娘被扶出去的时候，许多人都表示怜惜，也对她的父亲深表同情。重新提起他的牢狱生活显然使老人痛苦不堪。在他受到查问时，他表现了强烈的内心激动，从此以后一团浓重的乌云就笼罩了他，他一直在呆呆地想着，露出一副衰迈憔悴之相。他出场后，陪审团重新坐定，过了一会儿，它的团长开始发言。
陪审团意见不统一，希望退庭。法官大人（心里也许还想着乔治-华盛顿）对他们竟然会意见分歧表示意外，并指出他们退席后要受到监视与保护，然后自己便退了庭。审判已经进行了一天，法庭已经点上了灯。有人传说陪审团要退场很久。观众们纷纷出场去吃点心，囚犯也退到被告席背后坐下。
陪同那位小姐和她爸爸离开法庭的罗瑞先生此时又出现了。他向杰瑞做了个手势。这时众人兴趣已经降低，杰瑞毫不费力就挤到了他的身边。
“杰瑞，如果你打算吃点点心，现在可以去吃。可是别走远了。陪审团回来之后你一定要好找才行。不要比他们晚回，因为我要你立即把判决带回银行。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快的信使，赶回法学院大门比我要快多了。”
杰瑞的头发下勉强露出了一点额头可以敲敲。他便用指关节敲了敲额头，表示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一个先令。这时卡尔顿先生走了过来，碰了碰罗瑞先生的手臂。
“小姐怎么样？”
“她很难受；她爸爸在安慰她，出了法庭之后她好过了一些。”
“我可以把这话告诉囚犯。像你这样体面的银行人员公开跟他说话是不行的，这你知道。”
罗瑞先生脸红了，好像意识到他确曾有过这样的内心斗争。卡尔顿先生到被告席去了。法庭出口正在那个方向。杰瑞跟在他身后，他的眼睛、耳朵、连满头铁蒺藜苇蒂全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达尔内先生！”
囚犯径直走了过来。
“你当然急于听到证人曼内特小姐的情况。她马上就会好的。她最激动的时候就是你见到她的时候。”，
“我让她难受了，我深感抱歉。你能把我这话向她转达么？还有，对她的一片苦心我也衷心感谢。”
“可以。如果你提出要求，我愿意转达。”
卡尔顿先生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几乎有点无礼。他半个身子背着囚犯站着，手肘懒懒地靠在被告席上。
“那我就提出要求。请接受我衷心的谢意。”
“那么你，”卡尔顿说，仍然半个身子背着他，“你等待的是什么呢？”
“最不幸的后果。”
“这是最明智的希望，也是最可能的后果，不过，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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