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死寂曾一声不响的掐住他们的咽喉，使他们象埋在冰窖里那样的死去。
他们开始想教文城热闹，想教未被屠杀完的人民变成他们的朋友。他们开始创办“聚乐部”，把妓女，鸦片烟与宝盒子摆在一处，教文城的人们来享受。这里，可以高声的笑，可以哼哼梆子腔与二黄，可以消遣到夜里十二点钟，吸烟的可以欢笑，因为他们已经一半是鬼。
敌人也开了恳亲会，教快饿死的人们去听讲演与留声机。每逢有敌人的官长来往，文城的人们必须拿起纸旗去到车站上欢迎或欢送。他们把关帝庙修理起来，旗杆与庙门都油刷得比血还红。他们说：他们是被关老爷引进文城来的，关老爷保佑文城的人民，也保佑他们。这样，敌人以为文城的人们必定会感激他们，而有说有笑的，甘心乐意的，作他们的顺民。
可是，文城人们的脸上似乎已不会笑。他们来开会，来欢迎或欢送，来拜神；无论他们是干什么，他们的眼睛永远蒙着一层似泪非泪，似油非油的光。他们仿佛没有注意到任何东西，而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心——心中是愤恨！他们恨敌人，也更恨王举人，刘二狗，和其他的走狗们。
他们的金银细软，鸡鸭，妇女，货物，粮食，甚至于生命，都被敌人夺去，而刘二狗们的一切丝毫未受到损失。反之，刘二狗们的消息灵通，凡是敌人要办而未办的事，他们先给自己找到便宜，然后再帮助敌人去强迫施行。对文城的人们，他们或者比敌人还更厉害，因为他们随时为自己的便宜而给敌人献计；他们的主意比敌人的更狠更多。可是，文城的人们不易把刀子刺进刘二狗们的胸口去，虽然他们久想这样作。刘二狗们永远跟在敌人的身后，象些最卑贱的狗。因此，他们日夜盼望我们的大军能忽然自天而降，给他们报仇。假若作不到这个，就是来一位英雄好汉，先把刘二狗暗杀了，他们也必烧高香谢天谢地！
文城的人们所希望于王举人的，是当敌人进城的时候，他会关起大门，在书房里上吊，或是一把火连人带房全烧净。至不济，他们想，他也会偷偷逃出城去，受点流离之苦。他是读书人，应当有点气节。在他们想，刘二狗给敌人作事，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本来是一条狗。王举人不是刘二狗，他一定会在这“国乱显忠臣”的时节，证明他活着死去都无负于大家的钦崇爱戴。
可是，他附了逆。文城的人们恨他比恨刘二狗还厉害：他们不敢希望狗变成人，而绝对不去希望人变成狗。
事实上，举人公的心里并不十分舒服。他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圣贤们都有理想，而理想是无可避免的包括着牺牲。他不愿意牺牲他的家产，因为田地房屋不全是他自己挣来的，而大部分是前辈留下的，他以为，他须对得住祖先，对得住祖先不也是圣贤们所乐于主张的么？一个走离开大道的人，会立在小径上看看眼前的风物；明知走错，却以看到一点新的风景自慰；王举人须象这样，明知得罪了圣贤，可是还希望圣贤会原谅他。
他以为，敌人的请他出山，不过是“利用”他而已，他并不希望得到什么实权，他晓得自己已经衰老，精神体力，都已不够支持独当一面的“差事”。他不能不自傲——到底是举人公啊！假若没有这个功名，当这改朝换代的时候，他用什么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呢？假若他不是举人公，他还不是被敌人随便的杀了，象上街的野狗似的么？他的小黑眼珠发出含着笑的光来。同时，他以为，敌人只须利用他的名望，而不来打扰他，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官长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
万没料到，敌人是那么罗嗦，那么好事，那么认真，他们一天到晚来找他议事，使他绝对没有温读《东莱博议》的工夫。一切的规章，命令，公文，他都须签盖，若只是签名盖章也就还简单；不，他们还教他发表意见。他根本没意见。当他年富力强作官的时候，对上司他只有点头称是；对属下他只须端着水烟袋发个极简单的命令。他不会发表意见。连作文章的时候，他也没有意见，而只有抄袭——把前人说过的再说一遍。
即使他有意见，也无从发表，因为日本人已事先把一切都商量好，而他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商量的。可是，他们教他发表意见。他说不出什么来，他们等着。最后，他点着小瘦脑袋，连说：“好！好！”他们教他签字盖章，倒好象是他们所商议好的事，都是他最乐意作的，而结果如何，他应当负全责！他想敷衍，他们教他负责，他的带着深沟的干脑门上冒出一溜汗珠！
赶到他签过字盖过章的公文，或公文内应办的事情，发生了毛病，日本人会把公文摔在他的脸上，而命令他设法矫正错误。日本人，在喝他的酒，吃他的饭的时候是那么高兴，客气，他万没想到他们会翻脸不认人，把公文摔在他的脸上。
双手按在膝盖上，低着头，他的泪一行行的往下流。
他后悔，但是无法摆脱。为田地房屋，他还得和日本人鬼混，不管受多大的污辱。他知道，假若他敢辞职，日本人就会马上没收他全部的财产，连裤子也不给他剩一条！
他想教刘二狗——他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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