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
书中虽这么记载，可一旦被定为有罪，前去通报的使者有事先带去毒药的习惯。
在宣帝时代，例如田延年因某事件受牵连，当他听到使者来到的鼓声时，立即自刎而死。
这其中一定会有莫须有的罪名。
哀帝时代，丞相王嘉等人过于忠于职守，将自认为正确的事向皇帝奏本，不料却激怒了皇帝。当使者来到王嘉家时，家人边哭边献上药物，王嘉却将药杯扔在地上。
使者所持诏书：召丞相诣廷尉(执掌刑狱的官吏)。……
这只是趋于形式而已。实际上没人敢贸然前去廷尉那里就会当场自尽。
可王嘉却换上礼服拜接诏书后，乘坐官吏的小车前往廷尉官衙。廷尉把王嘉押送监狱，他在狱中绝食后吐血身亡。
当时，赴王嘉家的廷尉主簿(书记)见他不服毒，说道：“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
在《汉书·王嘉传》中能看到上述劝告之言。
即使是冤罪，像将相这样的人也不能诉冤，自杀早已成为惯例。——书中这么说道。
王嘉倒不吝惜生命，他面对廷尉的主簿答道：“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
王嘉认为服毒自杀是女流之辈的懦弱行为。在都市中心大庭广众面前服刑，才符合三公官职人的地位，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死法。……令我们感到这句话真正触及了朝廷官员的魂魄。
在神不存在的世界里，人不借助任何人的援助，必须了却自己。这种人本主义承认自杀。
同为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放弃对事物深处的探索，而热衷于形式主义，这些在前面已叙述过。
汉代高官的自杀已成为形式化。无论自杀还是形式主义，它们都是相同的无神论的主根处长出的树木，枝叶互相连接。
没喝下药物的王嘉，果真认为自杀违背形式主义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他叫喊：“应伏刑都市，以示万众”时，其实想采取其他形式。结果，他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伏刑，而是在狱中绝食吐血身亡。这是一种变形的自杀。
武帝在位54年间，获罪自杀的高官有丞相李蔡、青翟、赵周及御史大夫赵绾，除此以外，还有张汤、王卿、景胜之、商丘成。三位丞相和五位副丞相都是“有罪自杀”的。
高官不被处刑而自杀已成为传统的形式。可武帝对这种传统略加修改，他杀窦婴，将刘屈氂处以腰斩之刑，将公孙贺关进监狱致死，这三人都是丞相。不过，窦婴在赵绾等人推进儒教化进程时任丞相，被罢免后又过数年，窦婴在与田蚡的权力斗争中败北，故不属在任死刑之列。
总之，三位丞相是被杀，三位丞相是自杀。在武帝治世历代丞相13人中，竟有约半数死于非命。
《汉书·贾谊传》中，文帝时代贾谊上奏曰：“为培养臣下之节义，遇之以礼。”这种建议被采纳。
“是后大臣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复入狱自宁成始。”
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宁成的身份为九卿，头发被剃后遭受戴枷之刑，这在前面已讲述过。
刑不上大夫的形式，被武帝打破了。只要掌握人的力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就连狂暴的黄河水也被征服了。——过于相信这种人的力量酿造出人本至上主义，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无限的力量。圣人或者皇帝(在古代两者合一)才会被赋予无限权力。汉代武帝是这种极端人本主义者，换言之，亦可说皇帝的人本主义的权力化。
连人本主义酿造的形式化东西，也可由人的力量所粉碎。圣人、圣王以及同等的皇帝均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要行使这些权力。
据说，年轻的武帝有一种使命感。他一定认为如像黄老之说那样，一切顺从无为自然，那岂不是将重要能量藏而不用。
在中国，从古代就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儒教对此点特别强调，对鬼或神等要敬而远之，这是孔子说的，他只相信人的力量。
可是过于重视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对人本身带来恐惧感。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巨大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而使他为所欲为，倘若帝王恰好是圣人时尚可，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霸王辈出的时代出现制约帝王的思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孟子，他说：“人为贵，社稷次之，君主为后。”这是制止皇帝的人本主义，也与容忍革命的思想相连接。
武帝以后，由于儒教的影响，人本至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与此同时，形成了极端人本主义，健全和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体制。武帝采用儒教形成了皇帝*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也埋下革命思想的炸弹。
武帝登基后六年，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去世。毫无疑问，大汉帝国的儒教化进程可以公开推进了。
将全部权力集身于一人，是维持这种体制的皇帝的人本主义。另外，为了恢复被压制的人性，企图粉碎体制的则是人民的人本主义。——这两种人本主义将神灵束之高阁，延续两千年点缀着中国的历史。
在圣王的条件下，儒教允许皇帝*；在恢复人民的人本条件下，儒教也容忍革命。
话题再回到自杀。
因人类得不到神灵的保护，一切均需由自己处理，这种思想承认自杀。有人认为剖腹是日本的独创，其实并不是这样。
自杀第一号大概是周代的伯夷、叔齐。他们不吃杂谷，在首阳山采集蕨菜，因饿而死。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是伯夷、叔齐所作的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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